清末民初,也就是中国的现代转型发生之初,中国在“认同”问题上,产生了共同体和个人两个层面的危机,分别表现为政治秩序危机和精神秩序危机。
一百年来,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的想象并非铁板一块,它随着运动、思潮在变化,它在欧风美雨的家族天下之间摇摆挣扎,国家机器本身,也在不断调整,以获求统治的正当性,而知识分子和国家机器对于“中国”的理解,也左右着我们普通人对国家、对个人的认同。
《家国天下》的意图,就是在思想史中,探寻中国近现代国家认同所受到的冲击和和转变。作者从传统的“天下观念”遭受现代性冲击入手,讨论了儒家、晚清立宪派与革命派、晚清的地方认同和个人认同、五四的“世界主义”、文明与富强之间的竞争、民族主义等等中国近现代思想革命中的尝试。最终,作者设计出“新天下主义”的认同模式,用来解决国家认同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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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以知识分子研究闻名的许纪霖,由内而外都散发着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和理想主义……他一直都在“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之间寻找平衡,但他的底色和重心明显落在“思想”上。
——澎湃新闻网
很难为许纪霖归类,无论是把他比作狐狸、刺猬,还是非狐狸非刺猬、亦狐狸亦刺猬……都显得词不达意。于是一个新的譬喻诞生了:蝙蝠,对于许纪霖一类既有学院背景又有公共情怀的学者,不知能否达致神似?
说许纪霖是蝙蝠型学者,是着眼于他那跨领域的知识结构与多变的研究兴趣,无论是早期研读1919年至1949年知识分子的史料,中期涉猎中外思想史和政治哲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还是近期关注边地民族问题中的宪法认同与文化认同;说许纪霖是蝙蝠型学者,也是着眼于他一身兼有书斋和现实两种气质,一边在学理层面深入诊断中国崛起背后的精神缺失,一边在现实层面积极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恰似打破物种界限的蝙蝠。
——《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