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弈新元 别有同天：中国围棋天元赛三十年历程》：
我是从大学时代学围棋的，至今也有三十多年了。
那个时候，我们班的鲁晓晨（系学生会主席）、孟国治等人经常在昏暗的楼道里下棋，斗嘴调侃，趣味横生。很有意思，便跟着学。
1982年，我分配到《新民晚报》当记者。最初的工作，就是打杂，替老报人打下手。比如，送稿子。当时，编辑部在四楼，印刷排字车间在底楼。老报人都有一种倚马可待的功夫。写稿子，为了抢时间，都是写完一张送一张，且思路连贯，绝不会有错。这种功夫，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我开玩笑，我的“学徒生意”，都是在电梯里偷着学的。
有一天，新民晚报专门报道棋类的老记者蒋是枢先生，带我去看围棋比赛。他知道我喜欢下围棋，不算是完全的门外汉。这位老先生，会下象棋却不懂围棋，报道围棋比赛有点吃力。那天的比赛，由中国聂卫平九段对日本石田芳夫九段。比赛结束，老蒋对我说：“怎么样，明天弄一个消息。”既是命令，也是鼓励。我会下围棋，但写围棋报道，一点底气都没有。那天晚上，我摊开稿纸，正儿八经地写报道。当然是新华体。写完之后，不满意，撕了。再写，再撕。最后写不下去，干脆去睡。第二天，早起，脑子清爽，感觉也好了，动手写了一个夹叙夹议的消息。稿子有点不伦不类，时间来不及，就是它了。体育组领导赵雨先生盖了发稿章，我一路小跑，送去编辑部。年近七旬的老编辑吴崇文先生，拿起稿子，粗粗看了一遍。然后放下稿子，摸烟，点着。翻来覆去，又看了几遍，很欣赏的样子。吴先生盯着我，问：“你写的？”我点头。他哈哈一笑。“不错不错。没有章法，却有味道。”于是，这篇不伦不类的报道，居然一字未改，刊登在新民晚报体育版的显著位置。这位吴老先生，素以刀快著称，很多稿子，都会被他砍得七零八落、体无完肤。此稿能全身而出，不损毫毛，实属少见。我知道，这实际上是吴老先生的一种鼓励和支持。
这篇围棋报道，几乎就是一张“通行证”。从此，我便成了一名专跑围棋比赛的记者。不久，中国围棋国手战在扬州举行，我主动请缨，要求采访，领导欣然应允。短短一周，我在扬州个园结识了当时中国很多知名的棋手，包括聂卫平、王汝南、华以刚、罗建文、马晓春、刘小光、江铸久、曹大元、钱宇平、芮乃伟、杨晖等人，还有当时年仅六岁的棋童常昊。当然，我也从围棋中，知道了许多人生哲理。比如，大局观、平衡观、舍得的理念等等。
1984年底，第6届新体育杯围棋邀请赛在广西桂林市、柳州市等地举行。当时，《新体育》杂志的社长、总编辑郝克强也是棋迷。他喜欢下棋，对普及推广围棋不遗余力。他也是当时某中央领导的亲戚，因此在国家体委的影响较大。“新体育杯”就是该杂志举办的一项赛事。我向体育组领导提出采访，当然也有私心，想顺便看看桂林的山水风光。那次比赛，同吃同住同船，同聂卫平、王汝南、罗建文、华以刚、马晓春、刘小光、曹大元、钱宇平等棋手的关系就更近了。那次经历，我也认识了两个重要的人，一个是金庸先生，他也是棋迷；另一个就是时任《新体育》杂志社长、总编的郝克强先生，他后来促成了著名的中日围棋擂台赛，也让我同中日擂台赛结缘。当时的杂志社记者刘思明先生，我们也成了好朋友，若干年后，他成了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的主任，中国棋院的院长。
1985年至1986年，中国围棋界发生了～件大事。这就是新体育杂志社推动的中日围棋擂台赛。说实话，当时，围棋在中国还不是很热的体育项目，许多围棋国手也并不出名。擂台赛是一种传统的、也很刺激的对抗性质比赛，一下子点燃了中国棋迷的浓厚兴趣。新民晚报对中日围棋擂台赛情有独钟，凭借着同中国围棋界结下的良好关系，我用擅长的“棋盘拟人化”的写法，写下了大量中日擂台赛的新闻报道，引起不小的轰动，在中国的体育记者圈中突然成名。
当时的新民晚报，围棋爱好者众多。时任副总编辑徐克仁也是一位棋迷，我们经常在工作的间隙“手谈”。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不过围棋的水平，我们不相上下，有输有赢。徐克仁原是文化部的记者，后来在一帮年轻人中间胜出，任副总编辑，分管文化、美术摄影和体育部。徐克仁和我一样，都属猪，但比我大十二岁。我们俩，在新民晚报比较出名，时任总编辑束纫秋称我们俩为“二徐”，既有赞许的成分，也说明我们关系很好，形影不离，有时候臭气相投。因为喜欢围棋的原因，徐克仁通过我认识了曹志林。曹志林当时任《围棋》月刊主编，因得过全国亚军而被“暂定八段”，擅长大棋盘的围棋讲解，拥有大量围棋粉丝。曹志林也属猪，与徐克仁同岁。我们三个属猪的人，有一天酒后突发奇想，决定创办中国第一项“新闻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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