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语言学家、文化评论家、诗人、作曲家，他的著作对于宗教、道德、现代文化、哲学以及科学等领域提出了广泛而深刻的批判与讨论，对于其后西方哲学和思想的发展影响极大。重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沉思》、《人性的，太人性的》、《朝霞》、《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偶像的黄昏》、《敌基督者》、《看哪！这人》等。
　　
　　周弘，197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语系德语专业。1992年在美国布兰代斯大学获得比较历史学博士学位。1993年9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副主任，兼任中国欧洲学会会长。1996年获“科学研究”突出贡献政府津贴。

　　翻译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并非因为我赞同或赞赏尼采的很多观点。恰恰相反，我虽然惊叹于尼采驾驭语言和剖析人性的能力，而且丝毫也不敢忽略他作为哲学家和学者在西方哲学和思想史中的地位，但是我此后的学术道路与尼采相去甚远。我承认，当年决定翻译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其实是有几分青涩，也有几分炫技。大约35年前，何兆武先生到美国的布兰代斯大学访问，鼓励当时还是留学生的我翻译西方经典著作，我当时的选择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何先生还对我说，一定要从德文直接翻译。不久，何先生来信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已经有了译者，让我任选另外一本德文经典。我当时正在撰写硕士论文，题目是《鲁迅与尼采》。手头恰好有尼采的书，而且《论道德的谱系》篇幅又不长，既能够锻炼并证明我的德语翻译能力，又不会占据我太多的时间。后来的经历证明，我低估了这本书翻译的难度，而且因为有了炫技的成分和不够成熟的因素，动笔以后遇到重重困难是必然的，加上朋友们说我有那种“一定要用十二分的努力去做只需要五分努力就可以完成的工作”的性格，结果这本书的翻译成了“硬头皮工程”，从1986年一直干到了1988年，加上后来出版周期的影响，到了1992年才被三联书店出版。回想起来，从开始动笔翻译到现在，整整30年过去了。
　　一项工作经历了30年而依然保有价值，这本身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而我虽然说不上百感交集，但算得上是五味杂陈了。

　　《论道德的谱系：一篇论战檄文（新版）》：
　　关于惩罚的起源和惩罚的目的我还有一句话要讲：有两个有区别的问题，或者说两个应当被区别开来的问题，它们总是被人们混为一谈。以往的道德起源家们又是怎样对待这一问题的呢？他们的做法一向很天真，他们随意从惩罚中找出一个“目的”，比如说报复或者威慑，然后轻而易举地把这种目的归结为事物的发端、惩罚的始因，这就算是大功告成了。但是，在研究法律的发生史的过程中，“法律的目的”应当是最后探讨的课题。当然，在史学领域里最重要的结论是经过努力，而且也只应经过努力而得出，这个结论就是：一件事的起因和它的最终的用途、它的实际应用，以及它的目的顺序的排列都全然不是一回事；所有现存的事物，不管它的起源是什么，总是不断地被那些掌握权柄的人改头换面，根据他们的需要加以歪曲；在生物世界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征服和战胜，因此所有的征服和战胜也就都意味着重新解释与重新正名，在这一重新解释与正名的过程中，以往的“意义”和“目的”就会不可避免地被掩盖，甚至被全部抹掉。即使人们清楚地了解了所有生理器官的用途，甚至认识了法律机构的用途，社会风俗的用途，政治习惯以至于艺术形式或宗教祭礼形式的用途，人们也并不会因此而了解它们的发生史——不管这一切在老派的耳朵听来是多么令人不舒服——，因为自古以来，人们就自以为把握了事物、形式、机构的确有证据的目的、用途，以及它们出现的原因；人们相信眼睛的被造是为了看，手的被造是为了握，同样，人们想象惩罚也是为了惩罚而被发明的。但是所有的目的、所有的用途都不过是一个事实的标志：一种向往力量的意志战胜了力量相对薄弱者，而后根据自己的需要为这种意志的功能赋予意义。因此，一件“事”、一个器官、一种习惯的全部历史可能就是一串不间断的锁链，连接着各种重新解释和重新正名，至于这些解释和正名的起因本身并没有相互联系的必要，相反，它们的相继排列、相互交替只不过是偶然的因素使然。因此，一件事、一种习俗、一个器官的“发展”并不是朝着一个目标发展的渐进过程，并不是一种逻辑的、简捷的、最节约人力财力的渐进过程，而是一个由比较深刻、相对独立、自发产生的征服过程组成的序列，在这个序列里还要包括出现在每个过程中的阻力，以自我保护和逆反为目标的形式转换，取得成效的对抗行动。形式是可变的，而“意义”的可变性更大……
　　……

再版序言
译序
论道德的谱系
前言
第一章 “善与恶”、“好与坏
第二章 “负罪”、“良心谴责”及其他
第三章 禁欲主义理想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