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涵（Jay Taylor），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通晓中文及中国事务，1962 年至1965 年任职台北美国“大使馆”，负责政情报告和分析。中美建交后，在北京美国大使馆任政治参事，后又任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是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著有《蒋经国传》、《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等，学界颇有声誉。

作者陶涵大量引用了莫斯科以及美国国家档案局迄今未公开的资料，运用“资讯自由法案”（FOIA），要求美国中情局、国防部门提供涉及蒋经国而尚未解密的文件，发掘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为完成《蒋经国传》，陶涵访问了马英九、钱复、李焕、王昇等160 余名和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人，多次专程前往台北、北京、南京、宁波、奉化、赣州等地，遍访蒋经国遗迹。

译者林添贵，台湾大学毕业，历任企业高级主管、资深新闻媒体人、逢甲大学兼任教授等。译作颇丰，有《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宋美龄传》、《大外交》（合译）、《裕仁天皇》等。

“蒋经国的传由外国人写，远比中国人写有意义。”

蒋经国之后，台湾历经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等几代领导，然而每次民调显示，对台湾民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贡献蕞大的领导人，都是蒋经国。这位集中国宫廷、苏联共产主义、美国民主价值、台湾本土经验于一身的谜样人物，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和经历？

蒋经国与邓小平在莫斯科同学少年，一心服膺共产主义，归国后分道扬镳；数十年后，隔着海峡，一个推行改革开放，一个力促“十大建设”，一个建立现代化强国，一个成为“亚洲四小龙”，是必然还是巧合？为什么自章亚若死后，蒋经国终其一生不见儿子章孝严、章孝慈？为什么两位私生子却成了蒋家第三代中优秀的继承者？为什么蒋家第四代成了悬崖边的贵族，天生逆反政治？

蒋经国曾是威权政治的关键人物，却也是台湾民主与现代化的推手。他极富远见地抓住机遇，力排众议，推行“十大建设”，推动台湾经济起飞，又力阻党内、族系压力，临终之前解除戒严，为台湾开启民主、自由的闸门。同一个蒋经国，为何有如此天翻地覆的转变？

陶涵《蒋经国传》，是蒋经国一生重要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活动和思想的精彩记录，既呈现出蒋经国复杂多面的个性，客观评述其一生历史功过，同时又以一个美国外交官的宏阔视野和国际政治、军事角力的视角，勾画出中国现当代历史中各个重要节点的来龙去脉。由此，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蒋经国的抉择，理解蒋经国的时代，理解20 世纪的中国。

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权柄，很容易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蒋经国

一本充满细节、给人启发的传记。——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国际著名中国史专家］

我对陶涵先生的研究精神和方法都很赞成。后来，蒋经国传出版了，在西方学术界评价颇好。哈佛大学出版社要他继续写蒋介石传（《蒋介石与现代中国》）。……蒋经国去世未久，故旧、同僚存世者颇多，广泛访问可以抢救记忆，掌握一些难见于文献记载的口述资料，为著作增色。……

——杨天石［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蒋介石研究者］

哈佛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蒋经国传》之前，极其慎重地委托哈佛的史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柯伟林（William Kirby）从学术观点评价此书是否值得出版，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也受托审查本书，他们给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报告是：无论从史学或政治学的观点来看，《蒋经国传》都是极其精辟之作，建议出版。尤其柯伟林，说这本书对20 世纪的中国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柯伟林指出，在西方关于中国近代人物的传记，多以思想及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为主，如胡适、丁文江、梁漱溟、李大钊等人的传记，但写政治人物的传记，迄今连像样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传都付之阙如，陶涵的《蒋经国传》可以说是开山之作。柯伟林认为《蒋传》的取材立论和文学的笔触都是可圈可点的。他说，蒋经国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不易像鸽子笼式（pigeonhole）地加以归类，陶涵能根据访谈、使用档案资料，写出一本“独特”（unique）的《蒋经国传》，极为难得。

——傅建中

他（蒋经国）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对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马英九［曾任蒋经国英文秘书］

蒋经国已死了多年，但从各种民调显示，蒋经国仍高居政治人物声望的第一名，这位集中国宫廷、俄罗斯共产主义、美国民主价值、台湾本土经验四种文化于一身的谜样人物，正如金字塔旁的人面狮身像，永远是一个难解之谜。

——胡忠信［知名电视评论员、倒扁四人组成员］

在所有的民意调查里，蒋经国都是遥遥领先他人的优领导人。这不是台湾人对威权时代有乡愁，而是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历史淘洗，人们终于惊悟到蒋经国当然不完美，但却是相对好的领导人。

——南方朔［知名政论家］

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风骚四十年后才宣布（注意：只是宣布而已）老娘洗手不干了，这种后几个月的“从良”，为时也未免太短一点了吧？

——李敖［著名作家、政论家］

《蒋经国传》的由来

文| 傅建中

蒋经国的英文传记即将问世，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发行出售，中文译本也同时由台北时报出版公司推出。蒋氏死后不过十二年光景，就有一本评价他一生功过的客观传记，而他那位曾经统治台湾的父亲蒋介石逝世二十五年后，在西方还没有一本盖棺定论的传记，两相比较，蒋经国的声誉已盖过他那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父亲了。

《蒋经国传》能够诞生，有两位关键人物，一是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丁大卫，另一是《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1988年，蒋经国去世不久，当时担任美国驻台湾代表的丁大卫就已兴起为蒋立传的念头，而且无时或忘，目前是蒋经国基金会顾问的丁氏，却从一开始就抗拒由基金会出钱替蒋经国写传，因为那样的一本传记，在西方学界和媒体眼中，会被定位为官方斥资赞助的传记，也就是所谓的“授权的”（authorized）传记，其客观性和可信度均将大打折扣，与其出版这样的传记，还不如不出为好。

丁大卫对余纪忠先生一向敬重，两人友谊颇笃。丁氏亦深知余董事长与蒋经国从大陆时代即已开始的不寻常关系，故他早即属意由余氏出面赞助英文《蒋经国传》的写作，但又不愿唐突启齿，因而数度向笔者表露此意，经笔者转达后，余先生表示此事可做，丁大卫遂于1994年底赴台出席蒋经国基金会董事会议之便，亲访余董事长，口头提出请余氏赞助《蒋经国传》之事，蒙余氏慨允。

丁氏返美后，即于1995年1月初正式驰函请余先生支持英文《蒋经国传》计划。初步计划以两年为期，聘请一位专职作家从事《蒋经国传》的材料收集和撰写。写作期间，由余氏提供作者的生活及旅行访问费用。丁氏一度有意找中国通鲍大可（已故）或前《华盛顿邮报》的亚洲专家卞诺执笔。但因鲍健康欠佳、卞诺正在写书未果，最后丁氏郑重推荐他在美国国务院长期共事的老朋友陶涵承伐其事，陶氏欣然受命，并经余先生同意，整个写作计划于1995年夏天开始。

同年8月陶涵专程去台北，持丁大卫的介绍信访问蒋经国生前的门生故旧如李焕、王、蒋彦士、钱复、宋楚瑜等数十人。8月19日，余纪忠特别为陶涵来台访问展开《蒋经国传》写作，在《中国时报》召开会议，俞国华、郝柏村、李焕、马树礼、秦孝仪、章孝严、宋时选、熊丸等均应邀出席了会议。余纪忠在这次会议中，宣布他决定支持陶涵撰写《蒋经国传》的计划。

余先生在会中指出，他决心赞助美国作家陶涵写《蒋经国传》，目的在突破中国传统传记的格局，让陶涵放手去写，为蒋经国的生平志业留下一部中外皆能接受的信史。

与会人士俞国华首先发言，强调余先生这样做，真可以说给蒋先生以“公义”（justice）。郝柏村接着说，余先生完全是“道义之举”，他也感念丁大卫以一位美国人能主持正义，主动提议为蒋经国写传。李焕说，余先生以新闻界备受尊敬的巨子地位，赞助此传，相信将来必会有一本“真实而能为人接受的《蒋经国传》”。马树礼则在会中意味深长地说：“蒋经国的传由外国人写，远比中国人写有意义。”他举了日本《产经新闻》多年前连载《蒋介石秘录》的例子，说明他的观点。

秦孝仪、章孝严、楚崧秋、宋时选、胡佛、李云汉亦相继发言，他们相信书成后，可传诸后世，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记录，对中国政治亦将有其深远影响。

《蒋经国传》作者陶涵是前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通晓中国语言及事务，1962至1965年曾任职台北“美国大使馆”，负责政情报告与分析。在此之前，在台中接受了将近两年的华语训练。美国与中共建交后，陶在北京当过美国大使馆的政治参事，又曾任职于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堪称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及亚洲事务专家，且著有专书数种，在学界亦有声誉。

陶氏接受丁大卫的邀约撰写《蒋经国传》，事前提出详细的写作大纲与研究计划。余纪忠先生阅后，认为颇为周详，决定赞助此计划，并授权笔者代表时报出版公司于1995年7月下旬和陶涵在华盛顿签约，预定两年后由作者完成《蒋经国传》的初稿。陶在邀约中要求有“充分、完整的写作与编审独立自主权”。如今书成，陶涵在“铭谢感言”（Acknowledgements）中回忆，他当初作此要求，实在是多余的，因为余纪忠自始至终完全让他放手去写，从未干预，遑论过问。余先生唯一做的是在经济上支持他的写作。关于他的写作自由，陶涵有如下一段话：“余先生和时报出版公司从未试图影响我的研究，甚至提议修改书稿的情形都没有。”

陶涵在1998年杀青《蒋经国传》初稿后的一次座谈会上回顾，他第一次和余纪忠在台北见面时（1995年8月），曾向余先生表明他心中的犹豫，不知能否把饱经苏联训练的特务头子写成一位“正面人物”（a positive figure），余先生以鼓励的口气安慰他：“你会发现蒋经国是一正面人物。”现在陶涵完全同意余的先见之明。事实上，书成后，陶在1998年7月8日给余先生的谢函中欣喜地说：“写这本书是一种富于挑战而又极有收获的经验，蒋经国确是20世纪非常重要且有吸引力的人物。”

《蒋经国传》原定两年完成，但由于与蒋经国有关的资料和人物分散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俄罗斯，查证这些档案，访问相关仍在世的人物耗时费钱，以致写作和赞助期限均延长一年。全书用了三年时间方才竣事。余先生则始终独力支持，直到完成。

为了完成此书，陶涵访问了和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人士超过一百六十人，专程去台湾三次、大陆两次，到过台北、北京、南京、宁波、溪口、奉化、南昌、赣州等地，寻访蒋经国当年的遗迹和逸事。

本书的特色之一是通过大量引用莫斯科以及美国国家档案局迄今未公开的资料，发掘了不少以前不为人知的有关蒋经国的秘密。如蒋十六岁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时，即已娶冯玉祥之女冯弗能为妻，学生名册还把他们名正言顺地登记为夫妻，这是从未见过的新材料，为蒋经国的爱情和婚姻生活平添绚烂的一页。蒋于1945年7月随宋子文访俄密会斯大林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分析蒋为人和意识形态的备忘录，也是不曾见过的最新文献。此外，陶涵还运用“资讯自由法案”（FOIA），要求美国中情局、国防部、国务院等单位提供涉及蒋经国而尚未解密的文件。所以《蒋经国传》引用资料之多、之广、之新，几乎说是空前的，英文版的《蒋经国传》，单单注解和索引即多达九十页。

本书英文初稿八百多页，哈佛大学出版社认为太长，超出一般传记的篇幅，陶涵分别请了两位专业编辑浓缩删减成现在的四百三十五页，以符合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要求，但有些宝贵内容不得不因此割爱，至为可惜。哈佛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蒋经国传》之前，极其慎重地委托哈佛的史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柯伟林（William Kirby）从学术观点评价此书是否值得出版，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也受托审查本书，他们给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报告是：无论从史学或政治学的观点来看，《蒋经国传》都是极其精辟之作，建议出版。尤其柯伟林，1998年10月在华府威尔逊中心所举办的《蒋经国传》讨论会上，更是对《蒋经国传》的赞扬溢于言表。他说这本书对20世纪的中国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他虽然专治中国历史，读了陶涵所写的《蒋经国传》书稿后，都觉得“获益匪浅”。

柯伟林指出，在西方关于中国近代人物的传记，多以思想及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为主，如胡适、丁文江、梁漱溟、李大钊等人的传记，但写政治人物的传记，迄今连像样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传都付之阙如，陶涵的《蒋经国传》可以说是开山之作。柯伟林认为《蒋传》的取材立论和文学的笔触都是可圈可点的。他说，蒋经国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不易像鸽子笼式（pigeonhole）地加以归类，陶涵能根据访谈、使用档案资料，写出一本“独一无二”（unique）的《蒋经国传》，极为难得。

参加讨论《蒋经国传》的民进党籍“立委”张旭成表示，尽管外界都认为蒋经国是台湾民主化的奠基人和催生者，他却不认为蒋是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人士（democrat），甚至在他身边工作或被他咨询过的受美国教育的学者们，对蒋的民主素养与认识，也不曾发生作用。张旭成认为反倒是《中国时报》的余纪忠先生，对蒋经国的影响很大。他相信蒋经国最终决定走民主的道路，余纪忠居功甚伟。张旭成形容余是美国的保守派，但有浓厚的自由色彩，这在威权时代的台湾，已是难能可贵的报人了。

《蒋经国传》的部分内容，对台湾的读者而言，可能已经耳熟能详，但书中大量引用了珍贵的解密资料，对读者来说，仍很新鲜，乃至闻所未闻。诚如丁大卫所言：“《蒋经国传》对美国了解台湾的政经发展及其未来的远景，确有必要。《蒋经国传》可以达到许多不同的目的，但都将是正面的，有利于台湾。”

中文读者看这本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蒋经国传》，真正的意义在于认识一位英语世界的美国作家兼外交家，如何评价“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与他在中国大陆及台湾的革命”（英文版书名，最初书名是“蒋经国：改变了中国的人”）。陶涵在书成后写给余纪忠的信中说：“蒋经国所处的时代是法西斯日薄西山，民主与繁荣新天所带来的希望交会的时候，我相信，蒋经国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实现这样的希望，所做的贡献是深远的。我盼望您和深知他的人们觉得，我已捕捉到他的精神和所处的时代的重大意义。”

尽管陶涵为写《蒋经国传》，大量阅读中外已有的文献，做了极为细致的访问和研究，但终究是外国人，犯了一些中国人不会犯的错误，像把林彪说成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孙立人案的主角郭廷亮少校的官衔误为上校，所幸这些都是小疵，瑕不掩瑜。如真有缺失的话，那就是蒋经国生命中的两位极其重要的人拒绝接受访问，提供他们所知道的第一手资料。一是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女士，另一是受蒋刻意栽培提携始有今日的李登辉。对此，陶涵的看法是，蒋方良有她的难言之隐，而李登辉则可能是自己有话要说，以致都不愿接受访问。

2000年9月15日写于华盛顿

第三章　红楼一梦

1925年10月底，蒋经国和友人登上泊碇在上海江湾的一艘苏联货轮。他住的舱位原先是作运载牛只之用。船还没开动，他已经反胃欲吐，起了放弃此行的念头。但是，看到同行友人强自撑着，经国晓得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儿子”，可不能半途而废。不久货轮开动，沿着拥挤的黄浦江下行，经过西岸鳞次栉比的欧式建筑物，臭气冲天的苏州河，以及绵延数英里的肮脏工厂和船坞。学生们唱起《国民革命歌》和《国际歌》。不到一小时，船已开进混浊的长江口，最后开进了碧蓝大海东海。蒋经国此去十二年之久，其间不曾再践履中国国土。

九十名学生乘客之中有位十八岁的姑娘张锡瑗，她在一年之内就成了邓小平的爱人。蒋介石的首席秘书、地下共产党员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还有另一位十八岁的安徽青年共产党员陈绍禹也在船上。陈绍禹在中国共产党内使用的化名是王明，日后成为蒋经国和毛泽东的关键对手。

学生们组成小团体，一起开会讨论、研究和进餐。经国第一次过团体生活，觉得高兴又充实，大伙儿讨论往往持续到夜里。他有机会阅读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著作的《共产主义ABC》，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类议题的书籍。几天之后，学生们在海参崴下船，10月31日搭上一班“普通列车”前往莫斯科。

火车蒸汽引擎燃烧木头启动，舱位没有暖气，也没有餐车。车上不仅饮用水结冰，就是厕所也是蹲坑式，没有卫生纸，也没水冲一样结冰。火车沿途频频靠站，既要装载木料，也要接运新乘客。这时候，中国学生就急着跑去买食物、喝水，甚至急着如厕。尽管天寒地冻，条件恶劣，经国和许多同伴依然热情澎湃。有些车站出现工农代表，高举“中国革命万岁”、“中苏合作万岁”的牌子，欢迎他们，甚至往往在车站月台旁举行游行。俄国人和这些中国学生牵手一起游行，还高唱“前进！黎明就在
前头！”。

俄国大革命发生在八年前，可是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战争、革命、暴虐、饥荒，无情地横扫全俄。列宁死后，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纪，究竟应采取渐进手段还是激烈手段的问题，使得苏共领导阶层分裂或者换个更精确的说法，使得争夺权位的领导人借意识形态的名目，行政争之实。争议的根本重点在于：社会主义能在资本主义世界带有敌意环伺之下的一个农民大国中建立起来吗？由这个议题又引出另一个问题的争辩：在殖民地国家或是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苏联应该支持类似中国国民党这样的反帝国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色彩的革命，还是只能支持由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

右翼人士相信苏联能独力对抗资本主义的包围环攻，苏联农民可以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接下来所有进步民族（不只是苏联人民）的当务之急乃是拥护、巩固苏联的革命。在这场辩论中持右翼立场人士的首领，即是《共产主义ABC》的作者布哈林，他相信社会主义可以也应该在现有的混合经济基础上渐进建立，工业成长及朝向社会主义的进展，要依赖消费者市场的扩张，而消费者市场扩张将导致农民累积私有财产。这个过程将提供必要的资本，以备工业快速发展。因此，农业与工业可以携手并进。

左翼人士以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为首，担忧苏联社会受到资产阶级化恶劣影响，也就是受到物欲污染腐化。托洛茨基坚持认为俄国农民不可能是好共产党员，因此要在苏联完全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更先进的发达国家，成功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的这套政策被称为“不断革命论”。

斯大林则站在中间立场，既要挫弱托洛茨基，又要与右翼结合，以斗垮左翼。1924年初，斯大林已罢黜托洛茨基的军事人民委员（）职位，使他不能再掌控红军部队。然而，蒋经国一行人抵达莫斯科时，已经是托洛茨基失去军权近两年以后，托洛茨基和追随他的“左翼反对派”，依然坚持信念，不肯认输。

11月底，这群士气昂扬的中国学生在寒风凛冽下抵达莫斯科中央车站。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Karl Radek）亲率学校干部到车站迎接，大伙儿上了巴士来到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的中山大学。学校设于一座不起眼的四层楼楼房，房间约一百间，大楼前一排树的树叶早早落光。不远之处，就是已经结冰的莫斯科河。经国等中国学生通过大门，可以看到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圆顶。往后的岁月里，中山大学学生晨间就在教堂前的大广场运动健身，闲暇时就在它漂亮的花园里散步、讨论政治。

校方为学生们取了俄国名字，蒋经国此后就是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Nikolai Vladimirovich Elizarov），陈绍禹则是古路比夫（Golubev）同志。几天之后，学生们参加中山大学正式开学典礼。礼堂悬挂列宁与孙中山肖像和中国国民党党旗、苏联国旗。开学典礼由托洛茨基主持。他在赞扬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中国革命之后，话锋一转：“从现在起，任何俄罗斯人，不论他是同志还是公民，若是蔑视中国学生，就不配是俄国共产党员或是苏维埃公民。”

托洛茨基指的是俄罗斯人对蒙古族人、中国人传统上的种族歧视态度。譬如说，蒋经国和其他学生有时在街上会遇到俄国人拦路问话：“朋友，你要买盐吗？”他们后来才了解，俄国人提到的是居留俄境的中国人有一项旧习俗 一旦有人过世，就买盐涂裹尸身，送回中国老家安葬。

中山大学依照俄文字母简称“孙诺夫卡”（Sunovka），学生依党籍、年龄和教育程度，分成十一班，每班三四十人。第一优先的课程是俄国语文和讨论共产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入门课程。它还教授一些实务技能，如何渗透到政府机关和军队组织，如何制造农民运动和劳工运动。晚间，学生往往被带到剧院观赏叙述英、美帝国主义者如何侵凌、欺侮中国人的戏剧。

每个学生都要写日记，记下自己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包括自我批判和批判其他学生，并且在会议中公开朗读日记内容。蒋经国非常积极地参加学校所有的政治活动，在这些批判与自我批判活动中也都不落人后。

若是比起俄国当时的经济凋敝、物资困窘，中山大学学生的生活条件可谓相当不错。早餐有蛋、面包、奶油、牛奶、香肠、红茶，偶尔还提供鱼子酱。学生吃腻了俄国口味，校方还雇有一名中国厨子做饭，让学生可以选择吃俄国菜或中国菜。

每次蒋经国到电影院，都可以看到新闻影片播出他父亲和国民革命军游行的镜头。《真理报》、《消息报》和莫斯科广播电台经常赞扬蒋介石和国民党。经国颇以父亲为荣。中山大学每个中国学生都晓得年纪最小的经国，就是大名鼎鼎的蒋总司令的儿子。蒋经国很快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间又申请加入俄共青年团。他写了一篇文章《革命必先革心》，被中山大学贴上布告栏《红墙》，校方十分欣赏这篇文章，拔擢这位年仅十五岁的作者作为《红墙》的编辑。

此时，托洛茨基的世界观主导着中共旅莫支部委员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莫斯科支部。同时，中山大学的欧洲教师群亦不乏托派人物。校长拉狄克是俄裔波兰革命者，列宁1917年秘密赶回圣彼得堡芬兰车站时，拉狄克是随行亲信之一，现在他支持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至于副校长米夫（Pavel Mif）则支持斯大林，显然是奉派来监视拉狄克的。

拉狄克身材短小粗壮，长得一副“猿猴脸”，额头高，聪明外露，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不时露出笑容。一个中国学生生动地形容这位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貌：“他的近视眼十分严重，不戴眼镜就不能走路。他经常头不梳、胡子不剃，每天一袭深灰色衣服，似乎永远不换。不管烟斗里有没有烟草，永远叼着一根烟斗。”

拉狄克比蒋介石年长两岁，立刻成为经国的父亲角色。他教导蒋经国这班学生中国历史，也常找经国私下讨论。拉狄克满怀着社会主义革命若要存活就必须向世界各地散布的想法，视蒋介石这个儿子是中国革命运动未来的领导人，也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人。他鼓励经国展现出革命人物的大胆、进取，他说：“身为年轻的革命党人，第一，你必须勇敢；第二，必须努力不懈、积极进取……不能按部就班、循序而进，这不是革命党人应有的精神；第三，你永远不应退却。”

拉狄克说，西方资本主义者利用压榨殖民地和类似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剩余利益，使本身的“工资奴隶”勉强糊口，因而避免了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中国若要争取国家自由，就得靠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奋斗，来转移和挫弱帝国主义者的力量。

另一个教授普里哥金（Prigozhin）提供托派文件给蒋经国等若干学生。蒋经国成为接受托洛茨基正统立论主张的学生之一。他和一些年轻的左翼中国学生认同托洛茨基的主张，认为共产国际必须以推动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为最高优先要务，否则欧洲、日本等强大的资本主义帝国，将会压制中国这类落后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从而摧毁社会主义祖国
本身。

此时的中国，北洋军阀爆发战争，产生新的合纵连横局势，莫斯科的中国青年学生听到冯玉祥倒戈和张作霖、吴佩孚抗争的消息，大为振奋。然而，冯玉祥进占天津，兵力过于分散，旋即被迫放弃北京。

……

新版自序：蒋经国的民主与两岸契机／陶涵

《蒋经国传》的推手／丁大卫（David Dean）

《蒋经国传》的由来／傅建中

铭谢感言／陶涵

【第一部：革命岁月】

第一章　其介如石

第二章　可教之子

第三章　红楼一梦

第四章　社会主义党人

第五章　抗战爆发及父子团聚

第六章　赣南模范

第七章　教育长和将军

第八章　东北交涉

第九章　溃败

第十章　转进

【第二部：立足台湾】

第十一章　意外的苦果

第十二章　秘密战争

第十三章　家庭、朋友与敌人

第十四章　股掌间的美国盟友

第十五章　中国“大跃退”

第十六章　“国防部长”

第十七章　经济起飞

第十八章　“行政院长”

第十九章　老成凋零

第二十章　分道扬镳

第二十一章　高雄事件及军法大审

第二十二章　海岛与大陆

第二十三章　接班人、掮客、凶手

第二十四章　建立共识

第二十五章　突破

第二十六章　中国式的民主

尾声

陶涵《蒋经国传》译后感／林添贵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