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罗素是最早引起公众对越南的国际干预持怀疑态度的人士之一，这种怀疑在他的《发生在越南的战争罪行》（1968）一书中达到高潮。罗素认为，美国人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干预越南的内部事务，他们只是在谋求自己的私利，从事帝国主义的扩张，其危险性与俄国人一样。他对公众事务的热情在他九十高龄后仍没有减退。1970年1月31日下午，罗素为在开罗召开的国际议员大会口授了一份书面发言，谴责以色列对埃及的轰炸，指出“诉诸过去的恐怖为现在的恐怖开脱，是一种十足的虚伪”。从字里行间人们可以看到这仍是一个敏捷性不减当年的罗素。
两天后，即1970年2月2日上午，罗素病倒了，躺在了床上。一小时后他走了。根据他的遗愿，葬礼上没有举行宗教仪式。
在《罗素自传》的序言“我为什么而活”里，罗素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
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对于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这些激情犹如狂风，把我在伸展到绝望边缘的深深的苦海上东抛西掷，使我的生活没有定向。
我追求爱情，首先因为它叫我销魂，爱情令人销魂的魅力使我常常乐意为了几小时这样的快乐而牺牲生活中的其他一切。我追求爱情，又因为它能减轻孤独感——那种一个颤抖的灵魂望着世界边缘之外冰冷而无生命的无底深渊时所感到的可怕的孤独。我追求爱情，还因为爱的结合使我在一种神秘的缩影中提前看到了圣者和诗人曾经想象过的天堂。这就是我所追求的，尽管人的生活似乎还不配享有它，但它毕竟是我终于找到的东西。
我以同样的激情追求知识。我想理解人类的心灵。我想了解星辰为何灿烂。我还试图弄懂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数是高居于感性流变之上的永恒力量的学说。我在这方面略有成就，但不多。
爱情和知识只要存在，总是向上导往天堂。但是，怜悯又总是把我带回人间。痛苦的呼喊在我心中反响、回荡。孩子们受饥荒煎熬，无辜者被压迫者折磨，孤弱无助的老人在自己的儿子眼中变成了可恶的累赘，以及世上触目皆是的孤独、贫困和痛苦——这些都是对人类应该过的生活的嘲弄。我渴望能减少罪恶，可我做不到，于是我也感到痛苦。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觉得这一生是值得活的。如果真有可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欣然重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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