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7日，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新四军老战士焦润坤与习主席一起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这位老战士，就是从名的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走出去的。时空调转回上海，1938年，国难当头，战火纷飞。作为奉化爱国人士，实业家竺梅先与妻子徐锦华一起，在宁波奉化办起了一个“国际灾童教养院”，先后帮助了六百余名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童。李福生、林长根、陈桂珍……就是活跃在其中一张张天真而鲜活的面孔。“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金边。”教养院的生活虽苦，却给这些失去亲人护荫的孩子们留下了温馨、难忘的回忆。他们由此出发，走向反法西斯的战场，奔赴抗日救国的前线。而不论他们此生将去向何处，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都将在他们的人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民族大义、热血抗争、家国情怀，都会是他们毕生的追求……

　　《难童求学记》：
　　爹爹，您的腿呢？北站沦陷，战火纷飞。从南站坐火车离开，成了百姓逃离上海的重要途径。
　　逃离，逃到没有战火的地方去，似乎也是千百年来手无寸铁的百姓应付战乱的无奈之举：国家那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总有战火蔓延不到的地方。逃，先留条命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什么是青山，命就是青山。
　　逃难的洪水奔腾着涌向车站，每个人都神情惶恐，身上大包小包的行李，让他们看上去更像一只只仓皇奔命的蚂蚁。三四米宽的站前道，被人与行李堵着，堵成一支凝滞的逃难队伍。偶尔有人找了辆汽车相送，对不起了，那也得在二三里地外下车，再想往前拱，就得往人墙上碾了，你将喇叭按得山响也没用。
　　而那些雇了黄包车前往车站的逃难客，每每想更往车站里进一点，铁车柄就会戳痛别人的腰，引来一场或大或小的争吵。在惶恐的驱使下，逃难的人挑着驮着巨大的行李，已麻木得不知道什么叫累。他们焦躁地等着下一列火车进站，将他们运向远方。而远方在哪里，抵达后又会怎样，他们心里也没什么谱。很多人甚至没想好落脚地，只是胡乱买一张前方某个站点的车票，离开这里再说。
　　他们心里嘴里无数遍地狠狠诅咒日本人，盼着中国军队快点将他们打回老家，但总有两种矛盾的想法在他们心里吵架：一种是弥漫在内心的悲观情绪，觉得日本人强悍野蛮，打败他们并非易事，这仗打起来可能会遥遥无期；另外一种是，觉得日本那么小，中国那么大，他们还能把中国吞了？那是小蛇吞大象！再说了，我们还有军队呢，没见到中国军人在闸北与日本人决一死战吗？他们从闸北攻打虹口日军海军司令部，先锋部队一直打到了虹口汇山码头。看起来，只要我们的军人同仇敌忾，使劲儿打，日本人也不过是一只纸老虎。
　　后一种想法让他们在逃命路上看见了光亮，也成为他们出逃的最大理由：将吃的用的能带的都带上，千万别让战争的枪炮追上，等战事消停了，回来还继续过他们的旧日子。
　　福生在南火车站做小贩已快两年了，旅客人挤人人推人的情形却是近些日子才见到。而他父亲不一样，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他已见识过这阵势。
　　那几个月，福生爹几乎发了一笔小小的“战争财”，小生意出奇地好，光顾他的旅客都是真心买主，随便问一下价钱，买得动的当场就买了，买不动的直接走人，绝无二话。是啊，都忙着想逃命呢，哪有闲心与小贩瞎扯。所以，凭着老经验，福生爹对眼下的战事起先还很乐观，以为也会像五年前那样，打着打着就消停了；他还盘算着这次多挣下些钱，让福生和福妹都去读几年书。尤其是福生，他指望福生肚子里能有点墨水，指不定以后出息了，能做个账房先生或者干脆自己开个小店，免得长大了也像他那样，大木盘货架挂在脖子上，像挂个大木牌游街示众的犯人，还整日被车站那些司务员驱来赶去，听凶蛮的旅客恶语相向。这不是说福生爹不热爱小贩这个行当，恰恰相反，十多年干下来，他都觉得自己就是小贩的命，他喜欢这个颠来跑去却也相对自由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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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爹，您的腿呢？
奔逃的羔羊
好吃的泥巴
爹娘啊，儿子有书读啦！
小服务社开张啦！
我们不做逃兵
恐怖的疟疾
手套党也是党
读书才是一等一的大事
万恶的疥疮
生于忧患才能死于安乐
谦让的糖水
敲瘪的火油箱
粮食是头等难事
为啥毕业的不是我们
鬼子来了
危险的办粮路
竺院长，您不能走！
宁愿解散，也不叫我的小囡做汉奸的工具！
我们抗日去！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