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的“马太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快速发展，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中国已步入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行列，贫富分化成为经济继续高速发展的绊脚石，而中国的贫富差距现状是各种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使然，既内置着市场经济深化的必然性，又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客观结果，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2016年收入差距的“马太效应”在中国将愈加明显，依然会呈现四个方面的加剧。
　　1.改革红利的存在进一步分出穷人与富人，进一步体现出悟性高低与魄力大小。过去三十年，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制度红利相伴而生，有悟性、有魄力的人能够顺应市场化趋势，敢于冒险，把握改革红利，比如“78派”“92派”商人分别抓住改革开放、“南方谈话”带来的商业机会。当然不排除体制性原因造成贫富差距，比如行业垄断、户籍制度造成的收入保障差别，但一般而论，市场化接受、适应程度高或低就决定了是成为富人还是穷人。加之效率优先的市场丛林法则又是拉大收入差距的天然推手，市场化本身的马太效应将继续加剧贫富分化。尤其是当前的财富爆炸以土地、矿产资源为载体，资本收益呈几何级数增长，不少“炒房专业户”跻身中国富豪榜即是例证，从而与“底部横盘”的劳工阶层收入拉开差距。
　　2.市场化进程兑现了收入差距，形成了阶层分化现实。其一，市场化使得综合禀赋的差异得到价值确认。市场就是实现资源要素交易的场所，市场化就是对一切交易的资源定价，这也是市场经济发现价值、实现价值的基本原理，而独特的、稀缺的禀赋——比如明星的颜值、演员的演技、歌者的声线、体育明星的肌肉、作家的文采等，都将在市场化中拉开价值差异度，进而产生机会鸿沟、收入鸿沟，在世界级明星和非明星之间的机会鸿沟、收入鸿沟被大大拓宽。其二，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含着金汤匙出生，比穷孩子更具先天优势，更能获得更多更好的机会。比如被称为“国民老公”的王健林独子王思聪，其掌管着数亿元的投资资金。其三，地理禀赋也是扩大贫富鸿沟的加速器。中西部的硬件软件天然不如东部沿海地区，加之，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政策推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先支持沿海经济发展”，和中西部政策环境欠佳不足以吸引投资进驻，这些历史性政策安排造就中西部相对滞后。
　　3.第四次金融大爆炸背景下，资本金融将进一步拓宽收入鸿沟。其原因在于资本金融天生内置着财富转移机制，既可能是暴富的快车道，也可能是财富的“绞肉机”，由贫到富，由富返贫往往在一夜之间。首先，资本金融交易的对象是金钱，依靠的是信息，凭借的是智慧，捕捉的是先机，还需要一点机缘，“钱生钱”游戏放大了财富效应。比如随着上市公司并购限制放宽、新三板火爆、股权众筹制度获批，资本证券化趋势加速，直接导致财富积累模式的革命性迭代。其次，财富效应的另一面是财富归拢与绞杀。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结构日渐复杂，金融衍生品及杠杆工具迅速增加，资产泡沫化程度今非昔比，中小散户的“游戏”基础已发生变化，资本金融沦为专业玩家的游戏，大部分散户被“割韭菜”。尤其是在本轮市场原教旨与政府原教旨杂交导致的“股灾”中，不仅消灭了50万～60万个中产阶层，“奋斗10年的中产阶层资产完全损失”，而且“国家队”自己也遭遇滑铁卢，损失了大量真金白银。
　　4.互联网时代，科技创新将会带来更大的收入差距。首先，科技创新本身就是少数人的游戏，科技实现从0到1的颠覆就是对天才的确认，盖茨、乔布斯、马斯克即是站在科创巅峰上的典范。其次，技术一旦突破后出现井喷效应，进而财富进入爆炸阶段，同时财富爆炸又将反哺科创研发，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以腾讯公司为例，其成立于1998年，16年后的2014年，总收入为789.32亿元，同比增长31%，经营盈利305.42亿元，同比增长59%。按照1万名员工计算，腾讯人均创收近790万元，人均利润约300万元。相比之下，2014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在5.8万亿元左右，按3亿农民计算，人均创收1.9万元，不到腾讯的1/400。再则，技术专利的垄断也将带来超额红利，比如全球掌握一流水平涡扇发动机制造技术的仅有英国R&R（罗尔斯·罗伊斯）、美国P&W（普拉特·惠特尼）和GE三家公司，航空工业的垄断程度可见一斑。最后，对互联网的利用——即依靠互联网开启全新商业模式甚至经济模式——奇峰突起，而一个个拥有权力、资源与声望的庞然大物，在新贵崛起的丛林中节节败退。阿里巴巴目前市值11850亿元，是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年交易额超过一万亿元，而号称中国最大电器零售商的苏宁电器，实体店的业务自2009年开始就不温不火，至于国美则从昔日的辉煌中显出英雄暮年的落寞。如果说农业文明时代财富积累需要三代人，甚至更长，工业文明时代财富积累至少需要两代人，信息文明时代则仅仅需要一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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