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恋物癖和女性倒错
在回顾有关倒错的文献，以便理解一个女性病人身上看似可能的倒错案例（Richards，1989）时，我阅读了格林纳丽关于恋物癖的作品。跟她平常一丝不苟的学术作风相反，格林纳丽医生（1955，1960）在文献中两次提到一个案例，却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引证。巴克（Bak，1974）在一段反思格林纳丽作品的段落中实际引用了这篇论文，是赫尔姆特用德语写的。我向几位同事询问这篇论文，他们对它很感兴趣，因为格林纳丽和巴克都引用了它，但是他们很遗憾从来没有读过它。这篇论文和它所报告的案例都让不懂德语的人无法阅读。我的翻译如下。
一个女性恋足癖或更确切地说恋靴癖案例
由于大部分关于恋足癖的文献一般只考虑男性，我被诱使着来报告但不是分析一个女性恋足癖的案例。尽管那已经是差不多十二年前了，我还是对它记忆犹新，因为它经常在朋友圈里被提起，我们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怪癖的真实本质。它涉及一位当时三十岁的女性，曾经嫁给一个总参谋部的陆军上?校。
他在婚后两三年的时候，吞枪自杀了，据说是因为失望和挫败。这位女士来自一个受人尊敬的将军家庭。作为三个女儿中的老幺，她无疑从小就受到父亲最多的宠爱。她热情地紧贴着他，以跟他一起走在有守备部队驻防的城镇大街上为荣。父亲先是陆军上校，后来成为一名将军，是那里最著名的人。在早期，她对父亲所穿的闪亮高筒靴就表现出一种不寻常的热情。她最热切的愿望就是，她至少在冬天能够获许穿上这样的靴子。这个愿望在她十岁生日那天实现了。后来她变得对军事演习很感兴趣，比许多军官更精通军事策略。即使她没有正式官职，她对军事问题的业余热情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作为一个尚未完全发育的女孩，她卖弄风情，同时漠然地接受守备队里军官们的崇拜和献媚。她尤其无法抗拒的是骑马装的吸引力，因为“一个穿着高筒靴骑在马上的男人才是唯一的真正男人”。她拒绝了无数相配的求婚，直到二十岁才跟一个比她年长三十岁的陆军中校订了婚。当她的家人反对，觉得这个男人年纪太大时，她只给出了一个回答：“是的，但是如果他没有那么迷人的脚就好了”（指的是高筒靴）。这个未婚夫后来意识到新娘的热情，在圣诞节送给她一个缟玛瑙做的镇尺，上面有一双微型高筒靴，并且有着强烈施虐本质的他，还摆了一个考究的银制马鞭在镇尺旁边。这个礼物让她疯狂地爱上了这个赠予者。不顾家人的反对，她坚持要按计划举行婚礼。（对家人来说）幸运的是，这个陆军中校在婚礼前去世了。为了回忆他，女孩保留了这个镇尺和一副手套，因为她考虑他的母亲不可能会让她拥有他迷人的靴子。
与其他骑兵军官的几次逢场作戏后，在她快二十七岁时，一个总参谋部的陆军上校来到这个当时已经退休的将军和家人所居住的城镇。她第一眼看到上校的时候，他穿着高筒靴，骑在马上，而这一幕决定了她的命运。尽管他丑得惊人，还有可怕的锯齿状胡子，但他对女孩来说，就是她的理想化身。“我至死不渝地爱上了我所见过的最让人崇拜的高筒靴。”她激动地告诉她的女友。她坦白说，她完全不知道那个男人长什么样，只有他的脚：“这个男人就是他的脚” 。而“一个人可以安全地将自己委托给一个有漂亮的脚的人”是她的爱的座右铭。她经常反复对她的朋友说，“你觉得穿平底鞋的人会是一个男人吗？一双高筒靴可以让人颤抖，以至于真的坠入爱河。”
在初次相遇的三个月后，他们举办了婚礼。婚姻很不幸福。夫妻两人生下了两个儿子是真的，但是妻子很不情愿地做爱，并觉得它是“令人憎恶和可耻的”。只有展示发亮的高筒靴可以带给她性快感。“不要结婚，”她写信给女友说，“因为当男人光着脚的时候，令人厌恶。”甚至当她还是个小女孩，被家人问到她对男人的脚的热情时，她就宣称过相同的厌恶感。“是的，穿着鞋的脚，”她回答，“但是一双无装饰的（裸露的）男人的脚让人恶心。甚至只要想到那只大脚趾，我就吓坏了。指甲总是发育不良，小脚趾永远不会长！那真是可怕的景象！”
在她二十岁的时候，一名借由同样的服装魅力吸引她的年轻军官，突然遭到了她的轻视，因为当他紧挨她坐时，她注意到他在鞋子里扭动脚趾。另一个男人被拒绝，是因为他的脚趾使靴子膨胀。在第三个例子里，她决定是否要与一个年轻军官分手，基于这个年轻军官穿着高筒靴还是平底鞋来约会，虽然她的父亲反对他们交往的理由，是因为他债台高筑。
我还想提到的是，这个年轻女性在十七八岁时出于同样的原因恋爱过，一次是跟父亲的军事男仆，另一次是跟骑乘射箭部队里一个未经任命的军官，虽然完全都是柏拉图式的。当遭到姐妹和女友的责备时，她反驳说，“你们以为呢？所有男人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让我兴奋的是他们的脚。你们为什么不能允许我拥有那个呢？”而当卫兵误解了她的着迷，强迫她的时候，她义愤填膺：“那个笨蛋——他以为我关注的是他，而不是他神圣的脚。这样的自负真是前所未闻。”
靴子必须要像新的一样尽可能闪亮，不许有突出的脚趾形状，并且没有任何脚趾存在的暗示，配件也不能有褶皱。她最爱用俄国皮制绑带的靴子，是因为它们的味道。
她自己的鞋对她也很重要，但她并没爱上自己好看的脚或鞋子（除了那双在十岁生日时收到的高筒靴）。对她而言，她不喜欢平底鞋，而是会选择尽量高的小靴子，“因为它时髦的样子和被绑带紧束着的愉悦感”。她不用绑腿、打底裤和运动鞋，因为“穿着它们，脚的形状会不体面地显现出来”。她认为高筒靴是“令人着迷的得体”。
这个案例跟一般男性恋足癖的案例非常相似。其形式和本质上的对应非常吸引人去提议女性恋物癖与男性有相同的病因学。这些对应将这个案例与过去曾经出现过的大多数女性案例区分开来，后者对自己脚及其覆盖物的关注源于自恋。将军的女儿十岁时想要一双属于她的高筒靴，欣赏穿上靴子后的自己，可能来自对挚爱父亲的认同和想要成为一个男孩的热情（脚-阴茎的象征本质）多过自恋。这一点更可能是从孩子占有了理想化父亲的高筒靴或靠近了它们之后开始的。对成年人来说，高筒靴并不是可爱的符号也不是一种性欲的象征，比如戈达的脚后跟恐惧症个案中的脚后跟； 靴子更多是性欲化驱力的对象。我不能说恋物癖的特征标志，即恋物癖的性欲操纵，在这个独特的案例中是否缺失，或者女性性欲驱力的有力压抑是否导致了这一证据的被压制。无论如何，这个女人外显的性欲化兴奋，在瞥见恋物对象时被唤起的内心的“迷醉”，让我印象深刻。而且，这种情形带有真正恋物癖的特质，是因为她对男人全部和仅有的兴趣是他们的鞋子，你可以说，男人的存在对恋物癖者来说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背景，并且这一点在她的言语中也实际地明确表达过。她不仅退出了正常的性欲目标，而且利用恋物使性交可以忍受。
她在婚前和婚后对光脚的态度，似乎都有特殊的重要性。我们考虑恶心往往置换了特殊的力比多，而脚通常作为阴茎的象征和替代，给了我们一个正确的联结。也许这个孩子曾经被引导去注意男性或父亲的生殖器，然后通过性恐吓，伴随的情感被压抑了，置换到一个不那么令人震惊的身体部位——脚。而作为阴茎替代品的脚，它本身必须被覆盖，覆盖物是为了服务于客体的理想化而出现的（Abraham，1911）。这包括了特殊方面，比如发亮的崭新程度（可能意味着一种未受损的状态）、无污渍等。参照这样的思路，于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年轻女性对高筒靴有如此强烈的着迷。而且只有参照这样的推理线路，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年轻女性觉得动脚趾是一幕如此令人厌恶的景象。我不能说在何种程度残废的脚趾和脚趾甲对她而言暗指阉割。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个案中，没有特殊地聚焦在脚的特殊气味上，对比在其他个案中最终经常看到的（除了对俄国皮的气味的特殊品味之外）。
另一方面，这个恋靴癖个案的受虐成分也被清晰地表达出来：“一个人在高筒靴面前战栗，因此必定会爱上它们。”当女孩如此紧地绑起她的系带靴子，以至于脱鞋后皮肤上留下了隆起的痕迹时，可以证明要能够吸引她，靴子必须用带子束紧，使得它们紧贴男人的小腿穿得严严实实。
作为这个恋物癖个案的多元决定论，我可不敢遗漏关于这位女士的父亲是一个公开的恋手癖者这一信息。她通过一个人的脚来评判对方的性格，无疑雷同于将军把性格与手的样子关联之观念。
作者：赫尔姆特
初次发表于《国际艺术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 Zeitschrfit für Artliche Psychoanalyse, Vol. 3, 1915）
讨论
赫尔姆特为主人公的倒错暗示了几个可能的病因。首先，这个女人对父亲的热情是被他诱惑性地选择她作为自己的最爱所激起的。第二，当他们走在一起的时候，发亮的高筒靴与父亲关联到了一起。第三，父亲和靴子在他们的城镇受到高度尊敬，以至于她通过与这些靴子发生关联会体验到自尊的提升。赫尔姆特指出，这个女孩对两位较低阶层的穿高筒靴男人的爱，是完全柏拉图式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自我的兴趣而不是直白的情欲。对崭新的、闪亮的、没有褶皱的、带有强烈俄国皮质气味的靴子的绝对专一的选择，符合对恋物客体作为不可毁灭性的确保物的要求。但是在这个女人身上，赫尔姆特告诉我们，恋物不是源自一个自恋的愿望，想要保存或放大一个人阴茎的重要性，而是出自“对挚爱父亲的认同，以及想要成为一个男孩的热切愿望”。在她的战栗和随之发生的吸引中，在她自己靴子紧捆的绑带中，以及她愿意接受靴子和鞭子作为订婚礼物中，所呈现的受虐性满足，证明了被这种倒错所满足的攻击性愿望。她向父亲认同，相信可以从一个身体部位的物理构造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只不过她把手置换成了脚。
格林纳丽（1960）对此个案评论：
这种固执地使用恋物客体，可能出现在一个相比赫尔姆特的个案不具有那么越轨的性欲组成的女人身上，以及可能出现在神经症而非倒错结构中。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病人一般不会主动地抱怨对一个恋物客体的需要，通常都是偶然地在分析中提及。在我观察的女性案例中，这一点尤其明显。然而它表面上的不重要性，可能掩饰了其顽强程度，将它在整个神经症画面中的真正重要性保密。（p. 183）
想要掩盖性功能障碍的愿望，可能可以用来鉴别格林纳丽所称的神经症性恋物与更公然地倒错式恋物。赫尔姆特把这个个案称为倒错，因为恋物替代了性交作为性活动的目标。反之，格林纳丽将恋物作为性交的附属物视为倒错。
弗洛伊德（1905）定义恋物为病理性，仅当它替代了性客体，而不是作为性活动的附属物。类似的是，他定义倒错是病理性，仅当它完全替换了性目标，而且是在任何条件下。在常态领域，他允许目标和客体的多种变量。但是，当恋物或倒错完全替换了客体或目标时，这个行为就成了一个病理性的症状。
兰科（1923） 使用一个女性倒错的个案作为他关于倒错的一篇论文的中心例子。对兰科来说，压抑仅是作为潜在倒错的一个掩护。他如此描述：
她主要的梦几乎都是持续反复的，并且多年来都代表这个完全是处女的女孩的唯一性欲满足。在强力阻抗之后，她描述说，在梦里她的身体姿态就好像某种“拱圈”，背部的弓形带有生殖器的突出，伴随着性高潮和性满足。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显梦的内容是一个充分呈现的倒错；然而，对于露阴冲动的有意识压抑如此之强大，导致这个病人只能在分析过程中经历了可能想象到的最强有力的阻抗之后，才想起这些变换的梦场景——持续十五分钟的沉默，或把自己藏在无数的大衣和覆盖物之下，像一个倒置的莎乐美，等等。这个真正的露阴梦与正常人典型的裸体梦形成对比，跟那些倒错者一样不含羞耻感，因此表明了她想暴露自己的欲望在梦里得到了充分表达。（pp. 276-277）
在赫尔姆特的描述中，对羞耻感的缺乏，以及对惯于或甚至专门使用恋物作为满足的强调，伴随对倒错的受虐成分的强调。这一强调后来被格林纳丽扩充并发展为，前生殖器的攻击性受到恋物客体的压抑和约束。在注意到病人见过男孩撒尿的记忆对这个病人的重要性，以及病人自己保留尿液作为这个案例的突出特征时，兰科也做过相同的关联。对这三位作者而言，前生殖器的阳具攻击性都是倒错病因学的一个重要因素。
羞耻的问题以两种方式出现在赫尔姆特的报告中：当年轻女性公开谈论她的热情时羞耻感的缺席，以及其恋物的自恋成分中的羞耻问题。这里，赫尔姆特拒绝将自恋作为病因，把它视为一个结果而不是成因。这个女孩对自己的脚或鞋子的兴趣被否认了，而紧紧捆绑住自己的靴子，被视为对绑紧鞋带的男靴的恋物之继发。
因此，考虑过自恋创伤或自恋快感作为倒错原动力的可能性后被拒绝?了。
女性倒错似乎被更多地记录而不是分析和写作，而在更近代的文献中，相对缺失对女性倒错的思考也很令人困惑。也许有一些简单的理由可以解释，但假如是这样，以赫尔姆特的说法，那就不是“清晰被表达的”。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社会性和历史性的。根据摩根塔勒（Morgenthaler，1988）所说；
只有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同性恋才会被固定化为一种疾病。至于倒错也是一样的。比如，恋物癖或异装癖本身隶属病态的人类心理生活这个假设，被许多文化习俗和制度所反驳。（p. 73）
在摩根塔勒的观点中，倒错是调节自尊的无害形式。其中，一种包含在自我影像中的特殊敏感性，他将之比作一种天赋或品味，用于确保自尊感。这一观点与巴赫（1985）的观点呼应，后者相信倒错掩盖了自体中感知到的不足。
史学角度的观点支持摩根塔勒的相对主义。在美国（D’ Emilio & Freedman，1988），19世纪80年代被标志为一个决定性的时代，性偏离（sexual deviations）开始被标签化为倒错，性偏离的人被认为心理有病。
在不当母亲也可行的生活方式中， 女同性恋情侣隐形挑战了中产阶级道德观的柔弱结构。难怪婚姻的辩护者们会开始攻击这些关系，认为它们是病态和非自然的。(p. 201)
因此，女性倒错者不被公众承认，因为她们比男性倒错者更直接地威胁到了母亲身份和母性纯洁的观念。
福柯（1978）从欧洲人的视角看到了相同的历史进程。他总结说，现代社会不断谈论性，但同时又对待它仿佛仍然是一个秘密。福柯认为对性欲的控制是一个权力问题，他主张，从18世纪开始，社会控制就有了一个渐进的发展，后来结束于
……一种倒错享乐的精神病学化（psychiatrization）：性本能被孤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生理和心理本能；对可能影响性本能的所有形式的异常现象做出临床分析；所有行为被分配给正常化或病理化；最后，寻求一个矫正性的技术来治疗这些异常。（p. 105）
在精神分析史中，理解异常行为的一系列改变已经发生。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的早期观点，相比其后八十年间许多其他详尽的观点而言，与现代的观点更为一致。正如康普顿（Compton，1986）所指出的，萨奇（Sach）的早期论文《关于倒错的起源》（On the Genesis of Perversions）与现代的精神分析观点在理论层面的区别大于临床描述层面的区别。萨奇描述倒错的起源是一种过强的驱力沉迷于一种持续在意识层面的前俄狄浦斯体验中，因为它允许俄狄浦斯元素保持在意识之外，甚至当它们通过关联有意识地放任前俄狄浦斯元素来得到满足时也一样。
这样一个倒错的定义和心理发生论，与巴克（1953）和其他人所做的假设针锋相对，后者认为女性倒错是不可能的，因为女性无法有阉割焦虑，阉割焦虑才会导致要使用一个恋物客体或类似替代物去替代生殖器刺激。在巴克（1974）和格林纳丽（1953，1955，1960，1969，1970）的观点中，恋物癖要求一个女性阳具的替代物或表征，为了让被吓坏的男性安心，他是不受到阉割威胁的，因为女性也没有被阉割。根据巴克（1953）所说，与女性的认同更容易发展出恋物癖，因为这种认同携带一个阉割威胁。要相信女性对倒错具有免疫力，其根本观点是倒错永远是小男孩对发现母亲没有阴茎的反应。由于这个定义要求一个小男孩受到发现女性缺少一个男性生殖器的创伤，其结论即倒错是男性的专有现象，看似符合逻辑，其实表达了一种同义反复。如果拥护这个观点，就要求忽视女性性欲的数据，这似乎曾经是一个可接受的选择。也许这起因于各种社会势力，比如福柯、德埃米利奥（D’ Emilio）、弗里德曼（Freedman）和摩根塔勒所预示的那样。
比如，格林纳丽（1953）所陈述的，在她的少数恋物癖病人中，有一个是女性。但是在同一篇论文中，她接着去描述一个男性的恋物癖发展，这位男性有着不安全的身体界限和由此产生的对阉割的可能性及不稳固的男性身份认同。她小结说，“从所呈现的材料来看，可能很明显就能看出：为什么恋物一般只在男性身上发展到一个完全的状态。”（p. 28）到1960年，格林纳丽改变了她对此问题的想法：“恋物与性生活的关系在女性身上比在男性身上更不明显，因为女人可以更成功地掩饰性功能失调，而其性冷淡可以被掩盖到的程度，是男性性功能障碍所不可能达到的程度”。（p. 183）从这个观点来看，不是发病率而是恋物癖发生的明显程度在两性之间有所区别。
格林纳丽（1968）后来重新考虑了倒错和恋物。在没有新数据的情况下，她基于理论思考修改了她的观点。现在，她强调人生第一年中创伤的角色，以及同样在第一年的先天攻击性的角色。这里，格林纳丽提供了一个新的定义，关于什么构成了恋物。它不再是防御性的，归因于阉割恐惧的，它的意思甚至不是性欲化的。当这个观点开始被认为与温尼科特的过渡性客体的概念类似时，她（1969）区分了恋物，用于性欲目的和用于安慰的过渡性客体。恋物是坚硬的，过渡性客体是柔软的；恋物开始于青春期，过渡性客体通常在潜伏期之前被放弃。恋物的发生源于对异性生殖器和/或对另一个人或宠物的血腥的创伤性伤害的创伤性暴露，而过渡性客体是被创造出来用于回应正常的分离体验。恋物客体体现的是对阉割恐慌的愤怒，而过渡性客体是具有温柔情感的母体的一部分。所以，过渡性客体是一种正常现象，与不正常的恋物癖相反。最后，她关于出现恋物的陈述是：
它（恋物）一般保持为装备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成年男性合理良好的性表现的必需品，也会在一些成年女性病人身上发现。在后者身上，它表现为较为不明显但非常固执的形式，并表现出一种偏离的、最极端严重的形式。（p. 383）
这种非显而易见的隐蔽性，是女性恋物癖所特有的。 阿洛（1971）显?示：
本质上来说，倒错是幻想的付诸行动。这说明倒错行为是如此频繁地与手淫相关这一事实。为了抵御焦虑、获得安慰，自我所使用的方式是多样且互不排斥的。所以，经常会发现几种不同的倒错在同一个人身上并存。我猜想这是普遍情况，而不是例外。（p. 332）
所以，倒错是幻想的结果，构建来解决一个冲突，并且在原则上与其他可分析的症状一样可以用相同的方式被分析。在阿洛引用的那篇论文的几个个案中，他成功地完成了对倒错的分析。那样的分析有助于理解被分析者，以一种有用甚至必需的方式。
拉夫林（Raphling）有一个未发表的女性恋物癖个案与斯皮格尔（Spiegel，1967） 的个案类似，拉夫林相信，恋物癖在女性身上比在男性身上更为复杂，以及“倒错的微妙形式可能不被注意，可能比先前所意识到的要更为普遍”（p. 17）。在他的个案中，这个女人在手淫和异性性交中使用无生命的客体来维持自己拥有一个阳具的幻想。恋物客体被证明有正性和负性的俄狄浦斯意义，它代表了一个俄狄浦斯婴儿。它还代表在性交过程中毁灭男人阴茎的敌意愿望，同时也是对这个女人所幻想的会因插入或受孕而遭受身体伤害的一种保护。恋物还充当她与男人情感卷入的爱情生活的替代品，以及与分析师情感卷入的替代品。因此，恋物类似于格林纳丽的最终观点：一个附加在相对正常的性交上的必要附属物。由弗洛伊德给出的定义，使用客体作为性交或自慰的附属品而非作为替代品来完全替代生殖器满足，属于性欲客体的一种变形，并非真正的倒错。
我们有可能可以拓宽恋物的概念，去指对任何客体的强烈依附，比如霍普金斯（Hopkins，1984）在她的一个潜伏期年龄的女孩对脚和鞋的恋物报告中所做的那样。但是，这是大众的恋物癖，而不是精神分析意义下的，因为它与性能力或性倒错毫无关联。很有意思的是，去了解霍普金斯的病人最终有没有发展出一个真正的恋物。如果没有，那可能可以声称，早期治疗或许帮助预防了恋物的形成。
去揭示和分析一个倒错症状能够有何作为？除非一个人对倒错症状可能发生在女性身上这个观点保持开放，否则当这些症状实际出现的时候，将注定错过它们。承认倒错症状的可能性所带来的影响是，可以通过分析症状来改善它，而不是将它驱赶到底下以致消除了治疗它的可能性。倒错症状会让人厌恶。厌恶有这样症状的病人实在太容易了。同时，也是这样的病人会对治疗没有反应。也许是出于保护女性利益为了让她们不受社会的谴责，才会认为她们绝对不会有倒错。但是，这种保护如果导致了分析这类症状的失败，那么也就阻碍了她们从治疗中获益。我相信为了我们女性病人的利益，我们需要考虑她们有倒错症状的可能性。而且，假如赫尔姆特的论文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我很高兴我能让它再一次受到分析的关注。
……
展开
对于如何认识女人，如何成为新时代的女性，我强烈推荐阿琳的这部女性心理学巨著——《女性的力量》。它会刷新你的女性观，带给你关于女人的新的洞见。
——童俊
从思考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上的人分为思考的和不思考的，从性别的角度，这个世界上分为男性和女性，于是我们就有了四种人：思考的男人、思考的女人、不思考的男人、不思考的女人。
显然，思考的男性和女性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不思考的男性和女性之间也更为接近。
——崔卫平
了解女性，只是本书作者尝试的精神分析领域之一，她去寻找正统的“不”和拓展思路与实践的“是”。
——南希·古德曼
本书作者的创造性、好奇，让她愿意冒险就一些主题进行写作，挑战了传统精神分析思考的极限，加深了我们对精神分析技术的理解，并且拓宽了讨论的可能性。
——菲利斯·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