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评传》：
在观赏吴昌硕那些笔墨遒劲酣畅、气势郁勃豪迈的丹青翰墨时，经常发现盖有这样一方闲章：“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当时已是一位69岁的老人弃名（俊卿）而以字（昌硕）行世？其中是否隐藏着风云激荡的历史往事？还是蕴藉着扑朔迷离的艺术玄机？农历壬子年，正是1912年。这一年，对吴昌硕个人来讲具有命运转机的意义，他正式定居上海，完成了从艺术大师向海派领袖的嬗变。而这一年，对于整个中国来讲，却是具有开天辟地的历史意义。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急风骤雨冲击下土崩瓦解，就在这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为临时大总统。是年称为中华民国元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艺术，理念，闲章不闲，印为心声。此方“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的闲章，正是一位卓越而敏感的大师为当时刻下的时代印痕，也是为后人留下的历史密码。从中折射出了这位老人面对历史转变所产生的心灵感应和笔墨反馈，亦为我们解读那个时代留下了精湛而宝贵的启示。
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重要、最活跃、最强势的艺术流派——海派书画就这样与1912年邂逅相逢。由于改朝换代，使当时已是“东南之都会，江海之通津”的上海，在社会性质、城市结构、经济形态乃至市民意识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对于艺术史的研究是重在发现艺术演变过程中重大转折的契机或是引起巨大变革的成因。诚如温尼·海德·米奈在著名的《艺术史的历史》中所说：“什么是艺术史，它从哪里来，它的背景是由怎样的思想、制度和实践所写成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使社会性质有了巨大的进步，这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上，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机与时代性的更新。历史地看：正是1912年，为海派书画提供了一个高端发展的契机和创造辉煌的平台。是为“1912现象”。
从国际背景来看，1912年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列强放松了对东方的控制。而从国内背景来看，由于旧式封建生产关系被打破，新型的生产关系逐步建立，使近代上海工业特别是民族工业迅速发展，使城市综合能力及市民经济有了较大的提升。“辛亥以后，民族工业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所谓黄金时代不仅指民族工业发展速度快，获利丰厚，而且也意味着这一时期民族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原料、劳动力、资金融通特别是市场所面临的形势都处于最有利的时期。”（《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近代前编》中亦指出：“辛亥革命还解放了清朝专制统治禁锢下的生产力，为民国初年的资本主义经济进入较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代’开辟了道路。”这个时期上海的棉纺织业、面粉业、机器制造业、化工业等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一些富有创业眼光和奋斗精神的实业家也抓住了这个良好时机，将民族工业企业做大做强，如面粉、纺织大王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煤炭大王刘鸿生，以创办大隆机器厂名世的严裕棠，灯泡大王胡西园，华生电器的创办人杨济川等，从而使上海成为全国经济的领头羊，出现了开埠后人口增长的迅猛期，经济发展的黄金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由于城市实力的提升，上海的投资环境也得到改善，市’政建设开始实施。而从外来移民到都市市民的文化素质也得以初步提升，无论是从经济条件还是从文化水准来看，城市市民代表着一个新兴都市的意识观念。“市民当然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但近代意义上市民是属于公共领域的概念，指的是城市自由民或公民。”（《上海通史》）从而为城市工业的发展和文化的构建夯实了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民族实业家中，有不少是海派书画的收购、收藏大户，如荣家、刘家、庞家等。
在这个历史阶段，上海新一代民族资本家开始崛起，他们与清末的实业家、绅商，如李平书、曾铸、王一亭、虞洽卿、伍廷芳、朱葆三等有所不同，他们大都有留学的背景，具有现代企业家的素质和开放办工业的理念。如和兴钢铁厂的陆伯鸿，厚生、德大两大纱厂的穆藕初等，他们引进了西文先进的管理方法及经营理念，使工厂在规模、设备及生产能力、产品质量上均处领先水平。诚如《中国通史·近代前编》中所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以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发展。袁世凯获取政权后，为了笼络资产阶级以赢得他们的支持，也把一些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吸收到政府中来。资产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力，又制定出了一些有利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政策和法令，逐步解除了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封建束缚。这样，在1911年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中国通史·11卷》）历史地看，这一时期正是上海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期，亦为海派书画这一民族艺术的兴盛做了经济上的铺垫和市场化的奠基。这就像当年扬州八怪的崛起是凭借着扬州盐商的钱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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