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此《新国语》五十四篇何为而来？其书与《左氏传》究竟有无关系？关系如何？是皆应有合理之解释者。《新国语》今虽不存，然就汉儒习尚及刘向所序《新序》、《说苑》测之，亦自有说：
（一）《新国语》较《国语》增多三十三篇（钱穆因《战国策》恰为三十三篇，并《国语》二十一篇合而成五十四篇，谓为《新国语》。诞妄实甚，无征不信）。意者刘向因秘府原《国语》残缺不完，乃于校理群书中留意搜辑有关春秋时代各国史文，以补旧本《国语》之不足。如孔衍撰《春秋后国语》，方以类聚（见《史通》）然。比于旧《国语》，无国者或增其国；有国者或增其篇；有篇者或增其段，故篇幅增多倍于旧，几与后来之《左氏传》分量相等。以是可知《新国语》必为《左氏传》所取材，其材料较旧《国语》丰富故也。
（二）刘向“分”旧《国语》为《新国语》，当由于旧《国语》原分配之不适当。如今本《郑语》，当还《周语》，向根据内容，另自分类，犹班志于《七略》之分类颇有出入是也。因是《新国语》比于旧《国语》，或去其重复，如文公请隧，阳人不服，《周语》、《晋语》两载，应避其复；或易其次序，如《晋语四》末章文公即位二年云云，不当在末尾，应调整其次序。入者出之，出者入之，所以《汉志》注不言刘向“着”而言刘向“分”者，盖由于此。后之《左氏传》隶事准确，极少谬误，则《新国语》固已为之奠基矣。今观《汉志》，儒家有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有《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而刘向本传云：向“采取诗书所载……次序为《列女传》……及采传记行事，着《新序》、《说苑》。”惟向所作《列女传。叙录》但云：“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初学记》卷二十五，《御览》卷七百一引）《说苑，叙录》云：“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除去与《新序》复重者”（见宋本《说苑》及《全汉文》卷三十七），可见《列女传》、《新序》、《说苑》三书均非刘向之创作；而为当时所存旧籍，刘向因其次序浚乱，加以整理排比，除去重复，种类相从，间或采取传记行事，加以补充。然则刘向此法，岂非其“分”旧《国语》为《新国语》一有力之旁证乎？夫《左氏传》既采《新序》、《说苑》、《列女传》之材料而另加以组织，或易其字句，则其取材于《新国语》，亦可类而推也。
至于《新国语》之亡佚，其时当在班固之后。因《汉志》虽本《七略》，凡有出入及有录无书者，班氏皆有注说明。《新国语》既见于班志，又无“有录无书”之注，何能凭空捏指刘歆“既取《国语》。为《左氏传》，又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如康有为之说。况新、旧《国语》，内容及编制皆不同，本无碍其共存。至如《左氏传》，其内容及编制，更与新、旧《国语》有别，宜其更可共存，歆又何必灭其迹？孙海波深知“汉儒习尚，喜掇拾遗事，分析篇章，托之往古，或损益古籍，参附己意，易以新名，初无作伪之意，如刘向《说苑》、《新序》之类皆是也。”斯为平正通达之论。孙又云：“歆既见《国语》事多与《春秋》相发明，因取以解经.而易其名曰《左氏传》。复罔罗旧章，为今《国语》二十一篇，以承其旧，别为《新国语》五十四篇之名，以乱其真。”如此，则又将《新国语》一书，置于“汉儒习尚”之外矣。且解经非易事也，乃谓“因取（《国语》事）以解经，而易其名曰《左氏傅》”，则歆之低能取便亦已甚矣，岂其然乎！孙氏于刘歆之才之学估价过低，至谓“刘歆之徒，不若史迁之才之美”，因之其于《史记》及《左传》在中国文化历史发展中之地位及其影响，不免颠倒其先后之关系，其失也与吾国自来学者同。此盖见欺于刘歆而不察。今以历史发展规律观之，《史记》及《左传》之先后关系，庶几得其正也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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