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思•本尼迪克特：美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她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化人类学，其导师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尔斯（Franz Boas），鲁思受到导师的影响，一生注重原始文化的调查研究。1944年6月，鲁思接受了研究日本的课题任务，在研究过程中，特别重视对日军战俘和美籍日本人的研究，获得了很多一手研究资料。1945年提交研究报告，1946年将报告改写为《菊与刀》出版。

《菊与刀》最初是作者奉美国政府之命，出于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之目的所做的军方调查报告。本书自1946年正式出版后，因其对日本国民性分析得为精辟、受国际学术界和一般读者喜爱的经典之作。而日本人则将本尼迪克特尊奉为战后重建日本文化之母，一次次掀起阅读《菊与刀》的热潮，在美国、日本等国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现代“日本学开山之作”。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个西方人的冷静视角，通览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既抓住了日本文化细致的地方，又将它置于东方文化与太平洋岛屿文化的人类文化学视野里。时至今日，《菊与刀》这本书被公认为史上描写日本文化的书。此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其极大的影响至今不减。

第一章 研究日本 

美国与许多强大的国家发生过战争，与日本也刚刚发生过全面战争。但在所有的对手中，日本人的脾性是最为古怪，最令人琢磨不透的。这个强敌不论是行为还是思维习惯都与我们有很大的差异，可以说是截然相反。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从未有过，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对此保持高度的重视。我们和1905年的沙俄政府（注：1904年爆发沙俄战争,1905年结束）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们的作战对手来自于同一个民族，这个对手的文化体系不属于西方传统文化，但全民皆兵，整个民族都经过充分的武装训练。对于一些在西方国家早已成为共识的那些出于人道的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来说，则几乎毫无意义。这样一来，太平洋战争就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它不仅仅是进行一系列的岛屿登陆作战，或是克服艰苦卓绝的后勤工作，对“敌性”的熟悉更是当务之急，因为要想与之抗衡，就必须要对他们的行为习惯了然于心。

很明显，这项任务困难重重、异常艰巨。之前日本一直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打开国门的历史也仅仅有短短的75年，人们对日本的描述，也往往使用一些很荒谬的让人困惑的词语，比如“然而……却又……”此类，在描述世界其他民族时从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我相信任何一位严谨的人类学专家在谈论其他民族时，都不会先说他们温文尔雅，知书达理，随后再赶紧补上一句：“然而，他们的性格又蛮横又倔强。”也不会说“他们非常顽固”，却又说“但是，他们对暴力革命充满极强的适应力”；或者说他们性格温顺，却又对上级的约束和管教不会轻易服从；一边说他们本性勇敢，又说他们十分怯懦；说他们爱面子，但做事时会考虑别人的想法，善于换位思考；说他们忠诚厚道，又说他们“内心充满了怨恨和叛逆”；又说他们善良真诚，对西方文化充满了渴慕，但又说他们墨守成规，是顽固的艺术家如果尊崇和热爱，如何钟爱于菊花的栽培，而后再写一本书来补充说明这个民族如何崇尚武力和刀剑，如何对武士道精神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但是，当谈论日本时，上述所有这些纵横交错的几乎呈现出两极的矛盾都会出现，并且，让人无力应对的是，这些矛盾都真实存在。刀与菊的矛盾，看似充满不和谐，却是一幅画面的两个组成部分，不可分割。日本人既争强好胜但又非常温柔；他们推崇武力却又酷爱美丽；执迷不悟却又狡黠善变；自负桀骜却又温文尔雅；忠心不二却又极易叛变；勇敢却又软弱；性情既温顺却又不甘当提线木偶；墨守成规却又渴望新潮。他们非常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但是，如果他们干的那些坏事，或者有什么劣迹不被别人知道，他们就会很容易被罪恶所征服，继续不断地犯罪。在日本的军队里，那些士兵虽然已被驯的服服帖帖，但仍有很强的反抗性，时常会发生攻击上司的事件。  

美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了解日本，所以上面提到的这些矛盾我们就不能置之不理，还有那让人纠结和心烦意乱的问题，也都不能视而不见。接二连三的危机一再出现。下一步日本人会打算做什么呢？他们又会采取什么策略呢？我们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就让他们缴械投降呢？我们是否应该对日本皇宫进行轰炸？日军的俘虏，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帮助呢？在对日本军队及民众宣传时，我们该说些什么才能既拯救美国人的性命，同时又能削弱日本人那种负隅顽抗的决心呢？在熟悉日本国情的专家眼中，这些问题存在着异议。如果实现了和平，为了维持秩序的稳定，就要对日本实施永久性的军事管制吗？我军是否要与那些顽抗到底的激进分子准备进入日本深山老林的每一个要塞展开激战呢？日本会不会在世界和平到来之前，发生一场变革呢？就像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一般呢？那又有谁来领导这场革命呢？还是日本只能走上灭亡的道路呢？我们对这些问题，作了种种的推测，却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 

 1944年6月，我接受委托开始对日本进行研究。为了弄清日本民族的根源，对这个民族能有一个彻底的了解，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一切可以利用的研究手段我都会拿来使用。1944年初夏，我们对日本刚刚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攻。很多美国人估计，在对日本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持续三年，也可能是十年，甚至更久。但在日本，他们则认为，这次战争将是一次百年大战。日本人说，虽然在某些方面美军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那只是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从那到日本本岛最少还有数千英里呢。并且日本的报纸杂志对于日本海军的失败也是予以否认得，他们的国民仍被蒙在鼓里，他们还以为自己是胜利者呢。 

 然而，这样的局势在六月开始发生转变。随着盟军的第二战场在欧洲开辟，这两年半以来，盟军最高司令部给予欧洲战场军事优先权从未改变，这些策略已显成效，对德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并且在太平洋战场上，我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也就预示着这场大规模的战役必定以日军的战败而结束。在此之后，我们的士兵频繁地与日军兵戎相见。另外，通过瓜达尔卡纳尔、新几内亚、阿图、缅甸、比亚克、塔拉瓦等战役，我们已经明白我们陷入的战争是何等的残酷，而面对的敌人又是何等的让人恐惧。

所以，在1944年6月，我们关于日本的许多疑问急需得到答案，这一切已变得迫在眉睫。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不仅关乎军事上的，外交上的和最高决策的，同时也是为了在前线对日军散发传单的需要，对于这些种种的问题，我们都必须能够做出准确的回答，并适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日本发动的这场全面战争，我们不仅要知道东京决策者的动机和目标，或是日本的漫漫长史，也不仅是军事和经济上的统计数字，我们还必须了解，日本民众对他们的政府到底抱有什么期望？我们不仅要了解，日本人的情感习俗和思维特征，甚至连这些习俗和特征所形成的生活模式都要了解到。我们还要弄明白，对这些行为和观念有哪些因素可以制约它。所以我们需要把美国人的行动前提暂时抛在一边，并且尽量不要轻下定论，说不定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能想到做的事，日本人也会那样做。  

我知道自己的任务十分艰巨。敌我双方正在交战。在战争中，想把一切错失都归咎于敌方，是非常容易的，但要想弄清楚敌人的人生观，想要通过他们的眼睛看世界，那就变得异常困难了。但是，这个问题却是非解决不可。但关键是，我的任务是弄清楚日本人将会采取什么行动，而不是处在同样境况下的我们要如何行动。我必须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所有行为都努力整合在一起，利用这些有用的资料尝试着来了解他们，我不能把这些当作不利的条件，而要把它们当作有利的条件来供自己使用。我还必须对他们打仗的方式认真观察，并且还不能把它们看作军事问题，而要当作文化问题来思考。不管是在平时还是在战争中，日本人的行为都有自己的特色。他们对待战争事务时，表现出了哪些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他们的长官用什么方法来鼓舞士气，消除疑惑和惶恐？在战场上他们又是如何调兵遣将？那些他们表现出来的自以为能够利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必须对战争中的每个细节仔细研究，以此来观察日本人是如何一步步展露出他们自己的。  

但是，美日两国正在交战的事实，对我的研究产生了不可避免的不利影响。这也就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考察，我不能去日本，亲自到日本人的家中，对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倾向做实地考察，然后来辨别哪些因素是无关紧要的，哪些是至关重要的。对他们在做决定时那种复杂的情绪我也没办法亲自观察，更观察不到他们培养下一代的方式，而他们的孩子又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如何成长的。约翰•安布雷撰写的《须惠村》，是唯一一部有关日本村落的著作，它就是人类学家在日本实地考察后而撰写出来的，这本书中的研究成 果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对于在1944年我们遭遇的关于日本的诸多问题，却只字未提。  

尽管困难重重，但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我却始终坚信，还是有某些研究方法和条件能够加以利用。至少，我可以与研究对象面对面接触，依赖这文化人类学家最基本的研究手段。在美国，有许多在日本出生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提问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并弄清楚他们对那些事是如何理解和判断的，他们的描述可以填补我们在知识上的许多空白。作为人类学家，我相信，这些知识对我们了解任何文化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具有根本上的意义。通常，一些从事研究日本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主要就是利用图书文献，来对历史事件加以分析，或者统计资料，并且从日本的书面或口头宣传品中，寻找其演变的轨迹。我坚信，在日本文化的种种规则和价值之中都能找到他们所寻求的许多答案，所以，通过研究这些真正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日本人，才能得到更令人满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