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相关思考
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虽然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以下就其主要方面，结合我们的思考进行讨论和说明。
1.关于称名问题
上述四地中某一地区语言称名问题最多的，是台湾现行通用语，即一般所说的“国语”。然而，有的台湾学者不用“国语”而用“华语”，有的用“台湾腔普通话”，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就我们所见，其他的称名还有：台湾国语、台湾化国语、台湾官话、台湾普通话、台湾话、台湾华语文、台湾腔、台湾书面语。这些称名有的不准确，比如“台湾腔”像是指口语而实际上指书面语；有的有歧义，比如“台湾话”，有时也指所谓的“台语”即闽南话；而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则是适用性差、流通面窄。香港语言的指称形式一定程度上也有这样的问题。
名称问题就已经比较复杂了，此外还有名、实关系的问题：有时即使是同一个名称，大家的理解和表述可能并不相同，由此就造成了所指不相同现象，而这就越发使问题复杂化了。除前边提到的“台湾话”外，再如“港式中文”是研究香港书面语及其与内地差异时经常用到的一个称名，有人表述为“是以粤方言为基本框架，加上若干惯用的书面语字句及英语单词混杂而成”，而有人则把它定义为“以标准中文为主体，带有部分文言色彩，并且深受粤语和英语的影响，在词汇系统、词义理解、结构组合、句式特点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跟标准中文有所不同，主要在香港地区普遍使用的汉语书面语”。
称名复杂化，与研究者众多且来源复杂有直接关系，然而，作为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研究对象的名称应当尽可能统一。就相关研究来说，应当注意以下几个要点：一是整个全球华语社区的一致性；二是与其他语言及方言的区别；三是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区别。
根据上述要点，最好统一为“地名+华语”和“地名+华文”形式，称为“香港华语”“台湾华文”等，前者指口语，后者指书面语。
2.关于均衡性问题
这里主要是指研究对象的均衡问题。如前所述，虽然研究内容与初期相比有所丰富、拓展和加深，但是依然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不足。
一是不同语言社区之间的均衡问题。目前的状况是大陆与台湾对比研究最多，内地与香港次之，内地与澳门最少（一是澳门语言“本体”的研究少，二是与内地或其他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少）。虽然澳门地小人少、与香港语言共性大，但是，澳门语言毕竟也有它的特点。澳门流通的是三文（中文、葡文、英文）四语（普通话、粤语、葡语、英语），情况相当复杂，它有着别样的历史发展道路，由此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化及语言特点。比如“葡式中文”，是受葡语影响，在用词、造句、行文等方面都好像是从葡文直接翻译来的中文作品，特色明显，但是研究不多。
二是研究内容的均衡问题。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汇方面，此后涉及面虽然不断扩大，及于语音、文字、语法、修辞等，但是迄今为止仍然尚未形成对各个方面的“全覆盖”。此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均衡，就是基本上只有共时而没有历时研究。姚德怀（2007）指出，研究各华语地区语言现象异同的重要性，“归根结底便是内地、台湾、香港以及各华语地区的汉语／华语近百年来的演变过程是怎样的，最终又怎样达到各地区当代华语的现况。”这里实际上是指出有两种“史”的研究值得重视：一种是近百年来整个汉语／华语的历史，另一种是前者架构下各华语地区汉语／华语的历史。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
3.关于系统性问题
这个问题大致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研究内容的系统性，二是知识体系的系统性。
所谓研究内容的系统性，就是应当按某一方面对象或内容的系统来进行全面的研究。比如词汇，它的系统性就表现在应当涵盖能够形成对其完整认识的所有方面：如词素与词的构成、词的结构形式、词义（包括理性义、语法义和色彩义）及其类聚（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等），以及发展演变，等等。总之，一般的词汇学概论之类的著作都会提供一个体系，而它所涉及的几乎所有内容，都可以用之于两岸四地语言来进行一定程度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才是有体系的。当然，实现这样的要求会遇到一些困扰，因为按一般的认识，各华语社区的语言及其应用是“大同小异”，这样在有些（甚至很多）“项目”上可能会因其相同或相近而无“话”可说，或者可说的“话”不多。其实，作为语言的对比（或称比较）研究，目的应当有二：一是求异，一是求同，二者都有意义和价值。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基本还没有系统地对各地之间语言的所有方面都“摸”一遍，而通常只是选择一些比较显豁的差异点来进行集中讨论，这样做当然难以形成一个系统，并且很可能连真正有哪些同与不同，也未能研究清楚。
再说知识体系的系统性。两岸四地或相关的语言对比研究已经进行这么长时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人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给它定位以及进行系统的表述。我们初步的想法是，在全球华语的观念下，相关的研究是否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的分支学科？一个分支学科的建立，大致要有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有固定的研究范围及内容，二是有自己的理论支撑或体系，三是有独自的适用研究方法。现在看来，这几点已经初步具备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已经初步具备了建立“全球华语学”这样一个新的语言研究分支学科的条件。这个问题比较重大，我们将另文论证和讨论。
4.关于理论性问题
何自然等（1999）曾指出：“未来的研究需要更系统地、更大量地收集语言资料，并对资料作语言类型、规限、共性、关系等重大问题的分析，努力与国外语言学的学术研究接轨，争取在世界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很显然，我们现在还远未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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