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冯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观
近代中国家国危难之际，冯契开始接触、选择马克思主义。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中心问题，冯契始终围绕知识和智慧的关系问题，沿着实践唯物主义的路子前进，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冯契毕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历程，展示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中国文化发展和中国发展远景的期盼和信心。
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有的主要成果进行了分析与评价，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问题密不可分，是根源于社会实践而相对独立地发展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性和革命性相一致、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具有肯定同时又必然要求超越自己的品格。
冯契以中西哲学合流与中国传统近代转型的大历史角度，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成果，结合自己的哲学探索实践，形成了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需要将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经过民族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各个不同民族国家革命建设和发展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有自我批判及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学派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开放的态度，在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当代现实相结合的基础上，在普及与应用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中国化。
第一节 冯契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历程
冯契选择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自己终身的信仰，是一个从接触、选择到自觉运用和历经磨难而毫不动摇的过程。起初，青年学生时代的爱国情怀促使冯契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因毛泽东著作的影响而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心悦诚服”，至“昆明时期”，冯契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在与授业恩师金岳霖先生的讨论中，确立了自己的哲学探索之路，自此至1949年后，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方法分析哲学问题，阐述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后至“文化大革命”非常时期，冯契亦从未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丝毫怀疑，反而是在逆境中，不断对自己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及其实践进行反思。在这种反思中，冯契始终围绕知识和智慧的关系问题，沿着实践唯物主义的路径前进，博采众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实践、对中国哲学进行了最为系统的反思，在学术晚年终于构建起自己的“智慧说”体系。
一、 青年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触
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正是在这种危难时期，冯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且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之路。近代中国家国危难之际，大批爱国热血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且多是从政治斗争，从中国如何救亡的角度，来寻找武器，寻找真理的，这其中就包括青年冯契。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论和辩证法方法论，是冯契这代人的当然选择。冯契说：“我们那一代爱国青年，很多人在‘一二·九’运动和参加抗战经历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这种革命青年的共识，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正因为政治上有这么一种信念，于是在理论上也相信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满怀热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还说：“我最初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在‘一二·九’运动中。开始读得很杂，读苏联人写的书，读中国人写的书，包括李达、艾思奇等人的著作，也直接读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自此成为冯契一生的信仰，虽历经磨难，九死而无悔。
冯契虽然较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但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还是通过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在“一二·九”运动中，冯契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后在山西抗战前线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20世纪40年代初，入昆明西南联大哲学系时，冯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并读到《新民主主义论》。冯契终为毛泽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所折射出的理论威力所征服。他说：“《论持久战》特别使我感受到理论的威力，它以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完整地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 “毛泽东的著作回答了现实中面临的迫切问题，所以他的著作中所包含的哲学即对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辩证逻辑的阐发使我觉得很亲切，也使我感到真正要搞哲学，就应该沿着辩证唯物论的路子前进。”一方面，毛泽东著作的理论威力以及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使冯契“心悦诚服”。另一方面，这与冯契对中国时代问题的关切是一致的，“毛泽东的著作回答了现实中面临的迫切问题”，因此，冯契“心悦诚服”，而且自此成为这位哲学家毕生的学术追求。
二、“昆明时期”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之路
昆明时期，冯契在与老师金岳霖先生讨论时，触碰到了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而且深信沿着唯物辩证法的路径是可以解决这一哲学问题的。冯契有一个信念，就是“要救国，就要有理论”，而他最擅长、最喜欢理论的就是哲学理论。知识与智慧关系问题的研究，与时代中心问题联系紧密。这样，冯契的哲学探讨就与中国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了，他的思想探索与他的深切爱国情怀联系起来了。从此，知识与智慧问题成为冯契先生一生的哲学追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成为他手中的理论利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是冯契哲学求索的方法论指导。1941年夏，昆明求学的冯契搬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住，与汤用彤先生讨论到历史地考察各派思想的演变，以揭示思想发展的线索时，冯契就认为：“这种从把握主要论证来揭示思想的矛盾发展的方法，实际上就是运用辩证法来治哲学史……对整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是适用的。”
他在1947年《哲学评论》第10卷第5期上发表的硕士论文《智慧》，对知识和智慧、科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所作的合理的、富有启发性的阐发，即得力于辩证法。1947年在《时与文》上发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汇合》时，冯契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运用已是十分娴熟。昆明时期，冯契开始受到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如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对冯契的影响时有显现。他说：“文化的时代性是基本的，其实就蕴涵着文化是被经济政治决定的意思。……人类历史的阶段，是按照经济政治的质的改变来划分的。”
冯契还运用新民主主义理论分析了中国的政治与经济革命，认为这是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这是人民世纪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以人民为本位。解放后，冯契又撰写了《如何认识世界》《谈谈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等唯物主义的小册子。20世纪80年代以后，冯契则更为自觉地以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来解决知识和智慧的关系问题。朱德生先生指出，冯契“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以前，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观察现实，来总结中西哲学”，这是他达到新的哲学境界的根本原因。
三、“文化大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观的发展
冯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没有因为个人身处逆境的命运而动摇。在对自己哲学理论所作的导论中，冯契特别回顾了自己在文革中的心路历程。从起初的“十分沮丧，心情黯然”，以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名句“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比附自己，到最后“终于比较平静下来了”，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继续探索。信仰是对“真”的求索，对民族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信仰的确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与历史时代、个体的思想追求及实践息息相关。最重要的是，历经考验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情况下，经过自由思考和深刻反思，冯契对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哲学理论，仍然作了肯定的选择。“与中国20世纪下半叶大多数理论家不同，冯契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坚持是真诚的（Genuine），而不是因为迫于他那个时代政治上的官方指令，而且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伦理学方法的新发展，是经过确切的论证因而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的。”冯契对祖国的未来前途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依然充满了信心。
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国家发展远景的信心，冯契对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从未怀疑，至20世纪90年代历经十年浩劫磨难的冯契依然选择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冯契在1991年10月11日写给董易的信中说：“正如你所说，‘虽一生坎坷，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
有必要指出的是，冯契的这种信仰，是与他自己认定的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分不开的。他说：“自己能够做到的是始终相信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正确性，并创造性地对待它。”“著作，是为‘述往事，思来者’以‘通其道’，所以必须对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个系统的看法。”冯契还多次提到，世纪之交的中国可能进入自我批判与“反思”阶段，系统地反思时是下一代人的事，“我们若能开个头，那就是尽了历史的责任了。”冯契学术晚年的“智慧说”建构，就是这种反思的开端和理论成果。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言，就像冯契先生所说，马克思主义已经中国化了，只有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继续前进，才能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任务，有方向上的保证、理论上的说明和思想资源上的积累。在长期的哲学探索中，充分显示出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从而确立了自己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逐渐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看法，这些内容构成了“冯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观”的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有了较为稳定的见解，冯契自己的哲学探索，就是这一方法的展开和运用，而他的哲学理论贡献就是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观”的展开和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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