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史记》成为经典
随着汉朝土崩瓦解，三国时代到来，《汉书》的尊崇地位受到冲击，《史记》却因此毫无障碍地走进人们的视野，声誉日隆。
首先，在魏晋南北朝学者眼中，《史记》不再是“谤书”。《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有如下记载。
帝又问曰：“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魏明帝受到汉代人评价《史记》的影响，也认为司马迁“微文刺讥，贬损当世”，十分可恶。大臣王肃听了，立刻纠正他说：“司马迁写《史记》，不过是秉笔直书，并没有故意诋毁汉武帝的意思。倒是汉武帝小心眼儿，觉得《史记》里的《孝景本纪》和《孝武本纪》不合自己的胃口，就删削毁弃，致使《史记》残缺不全，后来又借李陵事件报复司马迁，害他身遭极刑。所以说，心怀怨恨的人是汉武帝，而不是司马迁。”王肃的解释不一定符合历史的真实，但至少，他为司马迁和《史记》翻案的态度是鲜明的。
稍后，南朝刘宋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也反驳了以《史记》为“谤书”的说法：“史迁纪传，博有奇功于世，而云王允谓孝武应早杀迁，此非识者之言。但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裴松之同样认为，秉笔直书本来就是记录史实应当遵循的原则，司马迁没有隐讳汉武帝的过错，并无不妥，而以王允为代表的一些人说汉武帝应该杀掉司马迁，这种看法也太没见识了。
其次，东汉时期，官方有意推尊《汉书》、贬低《史记》，到魏晋时期，这种格局有所改变，甚至颠倒过来。譬如，西晋学者傅玄从人品上比较班固和司马迁说：“班固《汉书》，因父得成，遂没不言彪，殊异马迁也。”（《傅子》）《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共同完成的著作，这在《太史公自序》里是有所说明的；《汉书》也是班彪、班固父子两代人的心血，但班固在书中却对父亲的功劳只字不提。傅玄认为，仅凭这一点，班固就和司马迁存在很大差距，连做人都成问题，书又怎么能写好呢？
《晋书》卷六十则记载了另一位西晋学者张辅对班固和司马迁的评价：
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 也。
张辅说，司马迁比班固强的地方有三处：第l，《史记》叙述三千年历史只用了五十万字，《汉书》叙述两百年历史却用了八十万字，可见《史记》精简，《汉书》啰唆。第二，一些无关于惩恶扬善的小事，司马迁不予记载，班固却都记下来，说明班固不如司马迁懂得取舍。第三，班固在《汉书》中诋毁西汉文景时期的政治家晁错，有伤忠臣之道，司马迁不会做这样的事。此外，司马迁作《史记》是首创，班固作《汉书》是因循，难易不同。司马迁又在《史记》中表现出高超的文采，所谓该平实的地方平实、该潇洒的地方潇洒，的确是良史之才。
这种褒扬司马迁、贬抑班固的思潮，自魏晋兴起，影响深远。到宋代，学者郑樵甚至在《通志•总叙》里直接说：
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如此人材，将何著述……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
郑樵这个评价毫不留情，“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的比喻也堪称经典。班固当初一定没有想到，千载之下，自己会遭到如此差评：“全无学术，专事剽窃”——汉高祖至汉武帝一段剽窃司马迁，汉昭帝至汉平帝一段剽窃贾逵、刘歆，还有一些是妹妹班昭的作品，班固自己原创的篇章实在很少，恐怕就只有《古今人表》吧。
《史记》地位抬升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注解它的著作不断涌现。从魏晋至隋唐，学者研究和注解《史记》蔚然成风，见于《隋书》及新旧《唐书》记载的就有十余家。这些注解作品中，流传至今的有三部，被称为“《史记》三家注”，分别是南朝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
裴骃是裴松之的儿子，有着深厚的史学底蕴。他以汉晋时代的《史记》注说成果为基础，博采经、史、子诸书，对《史记》进行集注，所以叫作“集解”。裴骃的集解详于先秦而略于西汉，引用前人旧注，一律说明，严谨不苟。他遵守汉儒“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旧例，对《史记》原文有疑问时，只客观征引其他学者的意见，自己并不妄下断语。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则与裴骃《史记集解》的风格不同，他以裴骃《集解》为底本，既注释《史记》原文，又注释裴骃《集解》，打破“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旧例，直接对《史记》原文中的疑问进行论断，并对裴骃《集解》予以驳正。司马贞还在《史记》每篇结尾撰写“索隐述赞”，表现出一定文学才华。张守节生活的时代稍晚于司马贞，他花费三十余年精力撰作《史记正义》，体例仿照《史记索隐》，既为《史记》原文作注释，又为《史记集解》和《史记索隐》作疏正。《史记正义》的特点是详于历史地理，凡《集解》《索隐》未注、或错注、或注而不详的地名，《正义》都做了补充和辨正。
“《史记》三家注”各有所长。《集解》长于旁征博引、校订文字；《索隐》长于探幽发微、辨正讹误；《正义》则长于历史地理。这三部书初各自有单行本，到北宋年间才合刻在一起，并且依次分散到《史记》原文之下，成为《史记》“三家注本”。
注释作品的大量出现，说明《史记》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经典。当然，以“三家注”为代表的学者主要是将《史记》奉为“史学经典”，事实上，在唐代，《史记》也同时成了一部“文学经典”。
唐代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积极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六朝华而不实的骈俪文风，以《史记》为两汉古文的优秀范本，从而奠定了《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柳宗元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古文家对《史记》文学的高度赞赏。
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 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传》《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退之所敬者，子长、子云。（《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
“退之”是韩愈的字。论两汉古文，柳宗元认为韩愈只服两个人——司马迁和扬雄。扬雄本来就是辞赋家，司马迁却没有刻意研究过文学，而在韩愈看来，他的文学成就只在扬雄之上、不在扬雄之下，可见推崇备至。那么，《史记》的文学究竟好在哪里呢？柳宗元用一个字概括，叫作“洁”；用两个字概括，叫作“峻洁”。也就是说，《史记》的文字干净、凝练、风骨卓然，简约而不简单。这是司马迁做文的风格，也是司马迁做人的境界。“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文章以德行为本，德行以真诚为先。司马迁继承孔子《春秋》之志，秉笔直书，爱憎分明，非怀抱真诚者不能为之。也正因如此，《史记》才高山仰止，千古独步，成就了史学与文学的双重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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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代经典有关的知识读物，多数是平庸的流俗之作。当你走进一家书店，或是浏览购物网站，挑选古代经典读物时，诗文选本、古籍白话译本以及那些散发着恶俗趣味的“经典中的某某智慧”一类的书，是常见的。前面所列的各种读物质量，按其顺序来说，则是每况愈下。
诗文选本古代就有，具代表性的自然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隋唐之后，它成为古人学习诗文写作的基础书籍之一。后来，它还形成了“《文选》学”这样的专门学问。直到今天，《文选》研究仍是唐以前文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唐代的《中兴间气集》《河岳英灵集》等，是当时的人编选的唐诗读本，并一直流传到今天。明清以来，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书籍制作的技术门槛和成本越来越低，以儿童启蒙或科举应试为目的的诗文选本开始大量出现。为我们熟知的就是《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20世纪50年代之后，为适应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一些学问大家都曾编选过诗文选本，如余冠英的《诗经选》、王伯祥的《史记选》、萧涤非的《杜甫诗选注》、钱钟书的《宋诗选注》等。这些书选目精当，注释简明，且断语清通，可以说是新时代的经典选本。近二十年以来，电子技术的进步使得制作一本书越来越容易，各种临时拼凑的诗文选本大量出现。虽然编选注释者多是专业学者，甚至不乏名家，但是编选诗文不属于专业的学术研究，因此学者们投入的精力十分有限。此类书籍即便每年都有新产品面世，但其质量却令人堪忧。
古籍的白话译本在今天看来已是奇葩。它们也是适应新中国文化普及工作而逐渐出现的读物。对于只具备初步文字阅读能力的读者来说，这些译本是他们了解古籍内容的便捷途径。因此直到今天，这类图书仍然被大量印刷。但是，当代人大多受过古文阅读的训练，借助注释，绝大多数的古籍是可以读通的。古文自有其独特的韵味，我们本可以从这些文字中体会汉语的韵律与美感，甚至可以怀想古人的辞气、心态、日常生活乃至时代风习。但古文一经白话翻译，那些文字中的美感和灵性便荡然无存了。这就如同把新鲜的水果制成维生素片，那些天然的果香是加工过程中先失掉的东西。即使优秀的白话译者，也不能传递原始文字的美与韵。我们阅读这类书籍，就好像吃他人咀嚼过的食物，美食的滋味和入口的快感，恐怕只存在于译者的齿间。当然，翻译不能略过任何细节，因此，若我们将白话翻译当作阅读古文的辅助材料，把它们当作更加详细的注释来使用的话，这类书还是有不被卖做废纸的理由的。
“经典”中的某某智慧一类的读物，甚至不能被称作书，因为我们不能亵渎“书”这个词。《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是被这类读物糟践厉害的两部古书。对于这类读物，实在没有评论的必要。
读书当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诗文选和译注一类的书，是文句和内容层面的通俗化，只提供了基本的阅读对象，却极少涉及古代文献的成书、流传与思想史背景等问题，这对于那些富于探索兴趣的读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况且，这样的书见得多了，很容易让人降低阅读的期待，因为不用翻开，就已经知道里面有什么了。
那么，如何来满足读者的探索兴趣呢？我想，凡是具有此种兴趣的人，都会被学术问题吸引。但专业的学术研究与通俗的阅读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王国维的《观堂集林》、陈寅恪的《金明馆丛稿》、余嘉锡的《古书通例》等著作，对于专业学者来说，弥漫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洞见与魅力，让他们反复玩赏，三月不知肉味。但这些著作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却显得过于艰深了。学术研究充满了无穷的魅力，但专业的书写方式成了一般读者了解学术问题的障碍。因此，在一般层面的阅读世界里，缺少的正是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有趣学术问题的书。
“中华经典通识”系列丛书独辟蹊径，将学术研究中的那些有趣问题，以通俗化的语言讲述出来，成为一套让我们知其所以然的书。
在这一套书里，经典的成书、文本、思想与流传成了主要内容，这些也是专业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些书的作者，都是非常专业的青年学者，她（他）们经历了良好学术训练，对前沿问题有敏锐的嗅觉。当她（他）们想把那些有趣而精深的问题，用清通的语言写出来时，我们真该庆幸，同时也当感谢她（他）们。因为这样一来，学术就不仅仅是象牙塔里的狂欢了，而是可以惠及众人，让许多抱有文化情怀的读者所熟知，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和探索学术研究中的那些有趣话题。
可以说，这是一套充满了朝气的书，是书中的少年，有着毫不妥协的傲骨。同时这套书又是一座桥梁，沟通了学术与通识，知识与趣味，让有关中华经典的诸多问题，以清新的面目示人，通俗而不平庸，且图文并茂，便于赏读。
徐建委
201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