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台湾电影的新变化》：
作为华语影视界和文化界重要“板块”的台湾演员，在大陆与台湾交流逐步深化的新时期及新世纪，为华语电影文化的繁荣贡献不菲。台湾演员西进大陆，在大陆参与演剧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化交流，成为大陆电影的“华彩”影像之一，共同丰富和发展了华语电影文化形象。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大陆与台湾的合拍片引领了中国电影发展的新方向，进一步促进了台湾和大陆的深度交流合作。“这种交流合作则是多方面、多渠道、多层次的。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既有团体的，也有个人的；既有定期的，也有不定期的；既以电影创作为主，也涉及电影评论、电影发行放映、电影制片管理、电影教育等各个方面。”①
从1985年，台湾导演谢雨辰在大陆拍摄影片《夜行货车》开始，两岸影人的合作局面渐次开启。1987年，台湾艺人凌峰冲破当时的种种限制，拍摄介绍大陆风土人情的电视纪录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大陆与台湾社会引起震撼。1989年，台湾当局颁布《现阶段电影事业、广播电视事业、广播电视节目供应事业赴大陆地区拍片、制作节目报备作业实施要项》，允许台湾广播影视界人士赴大陆拍片。自此，大陆观众得以越来越多地在银幕或者荧屏上一睹台湾演员的风采。
大陆与台湾电影文化同宗同源，只是由于近现代历史和现实因素，造成两岸同属大中华文化圈内的不同风格样式和外化特质的文化形态。最初成为大陆观众“观赏”台湾文化“窗口”的台湾演员，因其儒雅亮丽的外形和包装，大方“洋派”的举手投足，能歌善舞的流行文化气质，细腻、煽情和温文的表演风貌，加上多年隔海相望形成的神秘想象，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大陆观众带来冲击，一定程度影响了当时的审美风尚。他们不太标准的国语发音与生硬刻意的声腔语调，俗称“台湾腔”，曾流行于大陆青年之中，被戏谑式地模仿，成为一种自我身份的想象。
回顾30多年台湾演员西进大陆的历程，大致可以梳理出三个演化阶段，即文化原乡的“寻根”情怀、表演生产的业务需求、高额片酬的“吸金”驱动。这一历程中，既有主动的文化行为，也有被动的工作需要，在与大陆、香港以及东南亚华语演员的合作、碰撞和博弈之中，台湾演员“文化西行”形成了自己的群像背影及背景。
在文化动机上，从初始的两岸交流“解禁”，乃是单纯的思乡和归乡的民间自发行为。最早的一批台湾演员和导演“登陆”，情分颇浓。1984年，台湾电影导演谢雨辰顶住台湾当局的高压政策，举家借道香港，秘密回到大陆。他自述：“我们的祖辈父辈一直盼望哪天能回来，到唐山去看一看。”①在一些台湾人的记忆里，唐朝代表中国最强盛的时代，大陆的山比台湾的山巍峨高大.所以祖国谓之“唐山”。谢雨辰自述：当年做出返乡的决定，“《告台湾同胞书》对我来说，是回来一个很大的动力”②。1987年，台湾知名艺人凌峰制作并担任主持人的电视纪录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风土人情介绍给台湾民众，极大地增进了两岸民众间的情谊，成为当时文化情感的表征以及事件。“1945年生于山东青岛市，本名王正琛的凌峰在四岁时随父迁来台湾。自幼居住在台北眷村，他成长于浓浓的思乡氛围中，见过父辈唱着《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泪流满面的场景。”“1983年，凌峰已罹患癌症的父亲辗转回山东探亲，达成心愿的老人当年在台去世。外省长辈返乡的急迫感催促着他，‘我要完成父母，完成所有眷村人的乡愁’。”③
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陆与台湾文化互动趋频，台湾影视作品因其特有的煽情、凄婉与唯美的风格，丰富着大陆群众的文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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