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孟子》共有七个部分，每部分分上下篇。它虽然成书于战国时期，却仿照《论语》，以每部分第一章中的前两三个字为名。
《梁惠王上》共七章，通过孟子与梁惠王、梁襄王和齐宣王的对话，初步论述了他本人的仁政观点。
“仁”在孔子之前就包含了很多内涵，孔子进一步把它完善，希望使之成为全社会最高的道德标准。他说仁者爱人，又把仁解释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爱人、忠恕、推己及人，三者构成了孔子仁学的基本内容。孟子以孔子的私淑弟子自命，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把它运用到自己的政治学说中，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并为之奋斗终生。《梁惠王上》涉及了仁政的几个方面，即仁义与利的关系，仁政与真正的快乐的关系，仁政与治国的关系，以及仁政与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关系。孟子以为，秉着以民为本的思想，施以仁政，国家进入的是一种良性的发展，它不仅施惠于百姓，更能在各个方面使国家达到良好的平衡与和谐，从而获得高于一般的利与益。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重温此言，千载之下，仍透着不可轻视的睿智。
在谈话中，孟子显示了极高的谈话技巧，无论是梁惠王还是其子梁襄王，抑或是齐宣王，他都能抓住其要害，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仁政”。或避重就轻，或正反对比，或类比推理，或层层推进，把自己的仁政观点在行云流水般的谈话中阐述得一清二楚。特别是与齐宣王的对话，更是被后世的评论家所推崇。
1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译文】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辞劳苦远道而来，将会为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吗？”孟子回答说：“大王，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呢？只要仁义就够了。国君说：‘怎样使我的国家获利呢？’大夫说：‘怎样使我家获利呢？’士和百姓说：‘怎样使自己获利呢？’上上下下互相争私逐利，那么国家就危险了。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家，杀死它国君的一定是拥有千辆战车的诸侯；拥有千辆战车的国家，杀死它国君的一定是拥有百辆战车的卿大夫。一万辆战车中，诸侯拥有一千辆；一千辆战车中，大夫拥有一百辆，不能算不多了。如果轻仁义而重私利，那大夫不把国君的全部财产夺去，就永远不会满足。从来没有重仁的人抛弃他父母的，从来没有重义的人怠慢他君主的。大王您只讲仁义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2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麇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曰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曰害丧？予及汝偕亡！’民欲与之皆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译文】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站在池沼边，望着鸿雁鹿群，说：“有贤德的人也以此为乐吗？”孟子回答说：“只有有贤德的人才能享受这种快乐。没有贤德的人即使有这个也享受不到这种快乐。
《诗》上说：‘灵台刚筹造，经营又经营。百姓齐努力，很快便完成。王说不着急，百姓踊跃来。王到灵苑中，母鹿不惊动。母鹿肥又壮，白鸟多漂亮。王到灵沼上，满池鱼欢跳。’文王虽然用百姓的力量来筑台挖池，百姓却非常高兴，称王的台为灵台，称王的沼为灵沼，还高兴那里有那么多的麋鹿和鱼鳖。古时的君王和百姓一同快乐，所以能够感到快乐。而《汤誓》上说：‘这个太阳（夏桀）什么时候灭亡？我宁愿和你一同灭亡！’百姓恨他到这种程度，即使有高台深池、奇鸟异兽，他还能独自享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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