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全国党史文化论坛文集（第2册）：党史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
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中华儿女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前赴后继，不懈奋斗，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出了巨大努力。辛亥革命的成功，五四运动的狂飙，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百年中国梦的阶段性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取得了不同特质不同内容的成果，而其价值指向，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中国梦的阶段性实现。
回首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儿女追寻中国梦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轨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梦的价值支撑。其间，古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近现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价值资源。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建设文化强国，是在文化层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性开拓，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提升。
一、古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优秀传统，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始于《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传统，纵观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司马迁记载了历史上发奋图强的典型例子：“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报任安书》）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经过长期的传承和习染，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成为中华儿女的行为习惯。
深厚的家国意识和民族情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表现。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里，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途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完善的家国意识和民族情怀，是重视团结、崇尚统一的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也是其基本载体。早在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晏婴就明确表示：“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七》）三国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曹操在其《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表达了“投死为国，以义灭身”的思想。同一时期还有与之呼应的更为慷慨的表白：“人谁不死？死国，忠义之大者。”（《三国志·魏书·杨阜传》裴松之注引皇甫谧（《列女传》）唐代韩愈崇尚“以国家之务为己任”。（《送许郢州序》）北宋时期的苏洵说：“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管仲论》）。苏洵的儿子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宣示：“报国之心，死而后已。”南宋时期的陆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明代李梦阳说：“人生富贵岂有极？男儿要在能死国。”（《奉送大司马公刘公归东山草堂歌》）清代吴趼人在其《痛史》第十回中申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诸如此类的以爱国主义为特征的家国意识、民族情怀，数千年不绝如缕。我们可以说，三代以降，直到清末，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崇尚国家统一、重视民族团结，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汉代董仲舒所讲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汉书·董仲舒传》），揭示了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规律。
与上述思想传统互相发明的，是和而不同、兼容天下的思想。春秋时期史伯、晏婴关于和同关系的阐释，尽管是比较粗浅的，但却真实而深刻地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智慧，这就是重和去同。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论述和同关系：“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史伯认为只有保持事物因素的多样性及其统一性，事物才能够发展；反之，就没有生命力了。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回答齐景公问题时说，“和”是不同要素有机整合在一起，“同”是单一的要素简单相加、拼凑在一起。不同佐料的合理调配，方能烹制出可口的食物；不同观点的有机整合，方能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关系。“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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