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导读》:
1.反驳巴尔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阐明物质生活条件与思想领域的辩证关系
莫里茨在书评中引用了巴尔特的这一错误观点:“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存在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①这表明巴尔特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完全无知:他无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意识依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大量论述,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观点;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等同于笛卡儿式的机械唯物主义,否认社会意识对物质生活条件的反作用。针对巴尔特的错误观点,恩格斯阐明了物质生活条件与思想领域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与唯心史观完全对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基于这一根本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人类社会历史时的方法就是:首先确认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从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物质活动出发来考察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把同一定的生产力相联系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各个具体历史时期整个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然后从社会的经济基础出发来解释国家和宗教、哲学、道德、艺术等意识形式的产生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根据这样的方法论,揭开各种关于人类历史的唯心主义臆想,研究人们的真正的、世俗的历史,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他们无数次地表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人类社会时的科学的方法论。
比如,在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自己在这部著作中要谈到的是“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①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认真研究,关于物质生产与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马克思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结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②在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书信《致安年柯夫》中,马克思也专门谈到了要从物质活动出发来理解思想而不是相反,“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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