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末路
袁克定原有妻子吴本娴和大姨太太马彩凤，民国以后，又娶了个唱“髦儿戏”的二姨太太章真随（又名章淳一）。章真随长得比较漂亮，演文武须生，但举止轻浮，偷吸鸦片，恃宠而骄，非常厉害。克定既极宠爱，又十分惧内，任其凌辱，不以为怒。他不仅公开纳妾，还有断袖之癖，偷偷摸摸地在外边搞男宠，生活极其糜烂。
分家之后，袁克定迁居天津德租界威尔逊路。章真随竟搞婚外恋，与某西医大夫在家中发生暧昧之事。克定闻知，大发雷霆，断然割爱，将其驱逐出天津。然而，为了顾全面子和声誉，袁克定并未公开声明与她脱离关系。以后他迁居北京，章真随也在京居住，不断写信给他，陈述生活无依，请求救济。克定不忘旧情，私下按月供给她生活费达八年之久。可是，章真随水性杨花，放荡成习，行为不检，又借过去与克定的关系进行招摇。克定一怒之下，派专人将其送回河南辉县的宅中，生活费用在该县的地租中支付。
由于继承了大批遗产，袁克定的衣食住行皆很讲究。平时头戴黑呢子四方形小帽，帽的前上方嵌有小方玉一块。除了夏季，均穿黑呢子紧身长袍，青缎子小坎肩，脚上常年穿着高腰长筒黑色马靴。冬季不穿皮衣、棉衣，仅多加一件黑呢披风。夏季穿黑、蓝色布大褂，即使酷暑炎热，独居室内，也不袒胸裸背。
他每日三餐，均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备有四方形黑色小轿车一辆，出门均以车代步。乘车或在包厢看戏，亦端坐中央，不靠不歪。
他有私人秘书，六个随身的用人，还有司机、花匠、锅炉工、中西餐厨师、武术护院教师。
独坐书斋时，书案上放置木柄铜铃一只，叫人时摇几下，用人应声而入，否则不准入内。
陪其游玩的挚友，有原总统府的英文老师董晓岚，前清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朱伯言。每周跟着德国籍先生梅理慈学习德语一次。
他以前跟从徙南道人学过七弦琴，王老道（绰号王半仙）偶尔也来陪他弹弹琴。他弹琴时身着宽敞的道袍，焚香静坐，大有飘然出尘之概。
他患有糖尿病，忌吃甜食，常以芝麻盐、芝麻酱、泡菜等佐餐，饮用普洱茶。有时病情发作，不论寒暑，立即去北京小汤山、香山或北戴河等地小住三五天。有时也去北京德国和法国人开的医院治疗。
他擅长篆、隶书法，曾为郑逸梅书写一副对联，内嵌逸梅二字：“李谪仙龙蟠凤逸；林君复子鹤妻梅。”
他也绘画，但很少赠人。曾为张伯驹夫人潘素画花卉草虫数幅，虽然不工，笔法也还古拙。
袁世凯虽然未做成皇帝，且已去世，袁克定也未当成太子，可他始终忘不掉摆昔日“太子”的臭架子。所用的烫金菊花信封、信笺，均是特制的，非常精致古雅。不论给谁写信，没有抬头称呼，起首一句即是什么“先大总统模范团之设，使不肖充数其间”，或是“天诱其衷，先公薨位迨今有年矣”之类。信尾不署其名，只署别号慧能居士。无论在什么场合提到其父，总以“先总统”相称，表示不失身份，直到晚年，决不改口。
亲友必须按过去的礼节，毕恭毕敬地称他为大爷，不准点头招呼，不得行握手礼。
他最恨别人犯讳，如果有人平时谈话无意中提到“凯”字和“定”字，他就认为是对其父亲和他本人的大不敬，视为大逆不道。有个名叫安玉昌的人，曾经跟随袁世凯去过朝鲜，在战争中腿部受伤致残，克定平日对其赏赐颇多，抚慰有加。一次安玉昌向他告辞，他破例送安玉昌到门口，安玉昌受宠若惊，慌乱中脱口说出：“请大爷留步，沐恩过几天一定再来给大爷请安。”话刚出口，克定脸色大变，盛怒之下，将其斥退，不准再登府门，并断绝了对其后半生的一切资助。后来安玉昌弄明白是因在说话中无意犯了他的“定”字讳，懊悔终生，饮恨至死。
他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在自己家中和袁家大院都设有祖先堂，常年供奉着父母的遗像，每逢初一、十五，均在家中烧香叩头。在年节和生辰忌日，则到大院祖先堂行礼祭祀。行礼时不准任何人嬉笑、打闹、喧哗，否则认为亵渎祖先，立予斥责逐出。他每年有三个忌日，一是父亲忌辰，农历五月初六。二是父亲生辰，农历八月二十日。因此，他不过端午节和中秋节，以示哀思。三是自己的生日，即腊月二十六日，他从不庆寿，届时即事先回避。
他爱好旅行，经常带着随从十余人往来济南、苏州、上海，吃喝玩乐。
他的尊卑、嫡庶、男女观念极重。袁世凯死后，他以嫡长子的身份自居家长，主管家政。庶母们遇到问题，必须向他请示。逢到年节喜庆或婚丧大礼，他见到各位庶母，总是先等庶母们叫他大爷，给他跪下磕头时，他才借腿疾不便为由，迟迟跪地，经别人拦阻扶起。庶出的弟妹们必须集中一起给他拜年、道喜，他才还礼。受下人的礼时，则端坐不动，略略挥手。祭祀祖先时，不准女眷参加，并禁止女眷外出看戏看电影，参加一切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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