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
黄土高原西方的游牧部族西羌（或简称羌、羌人），在中国历史上未若匈奴、鲜卑、突厥、蒙古那样赫赫有名。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给中原帝国带来的麻烦少—造成东汉帝国衰亡的外敌主要是西羌，而不是匈奴—而是，他们没有建立其“国家”，没有像“单于”那样势力强大的领袖，甚至缺少功绩显著可流传于史的英雄。事实上，汉晋时期华夏所称的“西羌”，是黄河上游一些统于各个部落的人群；他们只有在对汉帝国作战时，各部落才暂时结为部落联盟。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称号，但显然并不是“羌”—这只是华夏对他们的泛称。
“羌”这个字，由羊、人两部分并成。远在商代，商人便称西方有些异族为羌，大约指今日陕西东部、山西南部一带与商人为敌的人群。从“羌”这个字的构造，以及从考古资料所见商周之际北方养羊的风气愈来愈盛，且这样的混合经济人群也往南方进逼的情况看来，商人称一些西方部族为“羌”，其意是指他们心目中西方那些“养很多羊的异族”。汉代许慎在所著《说文解字》中，释羌字为“西方牧羊人也”；这应很接近商人心目中羌的概念。只是，
东汉时人所称的“羌”并非在陕西或山西，而是在更西方的青海东部与甘肃西南部。这是因为，西周以后华夏认同形成，并西向扩张；当西方的周人、秦人及西戎等都逐渐变成华夏之后，“羌”这个华夏心目中的我族边缘概念，便持续往西移指更西方的异族。秦汉时，随着帝国的西向扩张，华夏接触并认识了更多的西方异族；他们先以“羌”这个古老异族称号来指称陇西一带的异族，后来这些异族也成为华夏后，华夏又称新开发的河西四郡上的一些异族为“羌”，最后，约到了西汉中期以后，“羌”才主要被华夏用来指称青海、甘肃之河湟（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一带的异族。（参见图七）在这一章中，我探讨的对象便是汉代居住在河湟地区的羌人。
由于他们与汉帝国有激烈、血腥的冲突，因此汉代之人对他们有许多的描述与记载，也使得本地各部落人群成为华夏心目中“羌人”的主体、核心。
河湟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态
河湟地区指的是兰州以西的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一带，约在今甘肃西南与青海省的东部。地理上，本地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角；一个个高山围绕的高原河谷是这儿最显著、普遍的地貌。（参见彩图十五至二十）河谷地区海拔高度平均约在2200米左右，高地超过4200米；一般平均海拔高度为2700—3300米。气候大致来说是冷而干燥；最暖月均温是11—13 摄氏度，有些低地可达17—21 摄氏度，年降雨量约300—400毫米。
以日月山与拉脊山为界，本区还可分为三个副区。拉脊山以北、日月山以东的湟水流域是有名的西宁河谷。湟水及其支流切割本区成为高山河谷，比较而言，本地区河谷低平，气候条件较好。河谷冲积平原与有黄土覆盖的低山丘陵，比本地其他地区来得广阔。当代这是河湟的主要农业区；在汉代，它是汉帝国军民的主要屯垦区。这儿也是黄土高原最西方的延伸部分。20世纪前半叶曾在此长期居住的英国人埃克瓦尔，曾在其著作中提及黄土与本区农业的关系。他描述道：“只要有这种肥沃而又用之不尽的土壤，加上足够的湿度或赖灌溉，简单的轮种及汉式施肥就能够保证年年有好的收成，无须休耕。”
拉脊山以南是黄河上游谷地。黄土在此呈零散分布，目前主要农业区沿黄河由东而西，有循化、尖扎、贵德等河谷盆地；这些都是河谷冲积平原及黄土丘陵盆地。汉代羌人各大部落争夺的一个主要河谷—大小榆谷—据信就在贵德与尖扎之间。日月山以西到青海湖一带则是另一区域；此处海拔较高，青海湖标高3200米。当前这里主要是牧区，较低处是良好的冬春牧场，高处是夏季牧场。汉代的西海郡就在青海湖附近。
比起蒙古草原，河湟地区的自然环境更具多元性，而高度是一决定性因素。高度影响植物的生长，因此也影响人类的农业活动。在北纬38度左右，农业分布的上限约在2700米左右。往南，到了北纬32 度的地方，农业分布上限可及3600米。森林灌木大约分布在海拔2000—3300米。在森林灌木及农业分布的上端尽头，也就是高地草原开始分布的地方。此种高地草场藏语称aBrog ；在北纬38度左右（约当青海的大通、门源一带），草场高度约在2700—3700米之间；在北纬32度左右（青海南部的班玛，四川北部的色达、壤塘一带），则草场分布在海拔3600—4600米之间。埃克瓦尔称，这是一个广大而又有多样性植物的草场，无论是食草的或是偏好荆棘枝叶的家畜，在此都能各取所需。在高地草原的最上端，植被只有藓苔类；此种植物只有牦牛能以舌头将它们舔舐下来为食。
许多到过此地的早期旅行探险家及研究者，都提及这儿由于海拔高度所造成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二元区分现象。河谷与高地不但在自然环境上有截然差异，两地居民在经济生态与社会上也大有差别。住在河谷的人被称作Yul ba或Rong pa，意思是住在低地的人或低地农人。根据20世纪前半叶的调查资料，典型的Rong pa村落大约有十几户到七八十户人家；牧地与森林公有，但房屋与田地为家庭私有。主要作物是玉米、大麦、马铃薯，西部及海拔较高处种植青稞、春小麦、碗豆等。他们通常也养一些家畜，譬如耕地用的黄牛、牦牛、骡及犏牛（黄牛与牦牛的混种），当作坐骑或载物的马与驴，以及提供生活所需羊毛与乳制品的一小群羊。
高山草原地区的游牧藏人自称aBrog pa，意思是住在高山草原的人。他们不从事任何种植，主要生活所需都出自牲畜，并以牲畜以及畜产品与农村居民行买卖交换，以取得农产品及生活所需的金属器具。游牧藏人所牧养的牲畜主要是绵羊、牦牛、马与犏牛；他们的马、绵羊与低谷农村居民所畜养的也有不同。牦牛是河湟高地牧业中最重要的牲畜。它特殊的体质，能够让它生存于高寒且氧气稀薄的环境；在其他草食动物找不到牧草的高寒地带，它仍能赖冻原的苔类植物为生；在大雪封了山道时，成群的牦牛作为前驱，可以如除雪机般为其他牲畜及牧民开路。然而据报道，牦牛们不会头尾相衔地走在谷地的小径上；即使在载负重货时，它们仍喜欢挤在一起，因此易摔落悬崖。因此牦牛强大的负载力，只适用在路较宽阔的高原地区。
借助于牦牛，20世纪上半叶河湟游牧人群的季节移动约略如下：12月到来年3月，牧民们住在冬草场，通常是在一个邻近农业聚落的避风谷地。这是牧民定居的季节。每一个家庭或牧团都有固定的冬场，每年冬天回到这里。有些冬场甚至有石房子，但大多数只有挡风的石墙或土墙，冬季帐落就搭在中间。由冬草场迁出，通常是在4月中至5月底之间，依春草发的情况而定。这也是畜类最羸弱的时候，春旱及春雪都可能造成畜群大量死亡。游牧迁移的主要形态是，先向高处移动；开始几个月移动距离短，每次停留时间也短。随着进入盛夏，畜群移动距离及停留时段都渐长。大约在八月达到最高处的草场，然后开始往下移动。早秋时已降至离冬场不远的地方，此时约是9月或10月初，这也是他们与定居藏民来往密切的季节。在河湟地区，从夏季中期至冬季中期是马肥的季节，因此一方面适合外出劫掠，一方面也需要防范遭他人劫掠。劫掠主要是为获取牲畜，对象是其他部落的牧民及往来商旅，掠夺定居村民的情形很少。
河湟羌人的游牧经济
西汉中期以后，汉帝国的势力逐渐进入河湟地区。东汉时由于汉帝国驻军、殖民于河湟，造成本地羌人各部落与汉帝国间剧烈的军事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帝国史官有了河湟驻军、官员所提供的关于羌人的资料，也有了描述这些西方异族的动机。这些由东汉后期以来累积的资料，后来都被公元5世纪时的范晔写入其《后汉书》中。
根据《后汉书?西羌传》（以下简称《西羌传》）的记载，我们可以概要地重建汉代河湟西羌的游牧生活。首先，《西羌传》对河湟部落之民的经济生活有一提纲挈领的综述：
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
此记载说明，基本上他们是行游牧的，但“地少五谷”这样的陈述，似乎是说他们并非绝无农业。的确，《西羌传》及《后汉书》其他篇章中都有河湟羌人从事农作或储存谷类的记载，因此学者们多认为汉代河湟羌人是兼营农业的游牧人群。亦有学者推测他们中有些是定居农民，有些则是行游牧的牧民—与当代本地藏族有农人、有牧民是一样的。以下，我由畜产构成、游牧季节迁徙、辅助性生计活动等方面，来介绍汉代河湟羌族的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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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洞察族群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之间微妙的关系，在中国民族学田野报告的传统方式之外，开阔了报道与阐释双管齐下的方法学。这是一本跨越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的作品，很有价值。
——许倬云
我们这个时代学术中重要之事，莫过于指出，以定居的乡土格局来形容中国社会是有问题的。“中国乡土定居性理论”抹杀了我们历史经验中的许多“另类元素”。本书为我们呈现了汉代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诸种形态，使长期被我们视作“他者”的匈奴、西羌、东胡及其后裔，成为我们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步骤。
——王铭铭
没有哪个古代帝国的周边，拥有像中国那样多的游牧民族；也没有哪种文字中留下像汉文一样对于游牧民族的丰富记载；然而当下游牧民族研究却是西方、俄国或日本学者的领地。当读完这部非凡拔俗的著作后，我们可以略感自豪地宣称，游牧世界的研究中终于增添了一份中国经验——从理论到微观。
——罗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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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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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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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
他（王明珂）从“华夏边缘”出发，在田野和文献之间切换，横跨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多种学科，透过常人习焉不察的现象揭示人类社会的本相，对大陆学术界有着深刻且广泛的影响。
——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