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栏关不住猫：历史巨镜中的腐败与反腐败》：
在西周和春秋战国，诸侯、大夫在自己的封地里权力世袭，一般来说赈灾会尽心尽力。秦以后实行的是郡县天下，派流官即皇帝的打工仔去治理某地。那么有些官员就打赈灾救难钱粮的主意，损公而自肥。历代王朝尽管惩治官员贪污赈灾救荒钱粮时律法甚严，但这条古老的高压线，一再被触碰。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甘肃就发生过一起地方官员以赈灾之名，共谋作弊、肆意侵贪的惊天大案。
这桩贪污案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就开始了，隐匿事实真相达7年之久，是循化厅撒拉族人苏四十三反清起义引发了这桩大案的彻底败露。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属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管辖的循化厅（今青海循化县）撒拉族人苏四十三，因不满清朝政府的民族歧视和压迫，率撒拉人、回民起事，反清队伍进逼兰州。乾隆皇帝遂急调连城、凉州、陕西等地援军进剿，数万官军会聚省城，军费兵饷成了大问题。由于官军不能速胜，乾隆震怒，撤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的职，一时甘肃地方官员惶惶不可终日。
时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为了摆脱困境，主动向乾隆帝上奏：“臣甘愿将历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缴贮甘肃藩库，以资兵饷。”王廷赞万万没想到，他的一道奏折，被精明的乾隆看出了破绽。乾隆责问：”王廷赞仅任甘肃藩司（即布政使），何以家计充裕？”当即传谕已经在甘肃的大学士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严密访查王廷赞因何家道充裕，是否与甘肃捐监一事有染指情弊。
案件的具体情形是这样的：清朝在甘肃曾实行过“捐监”。所谓“捐监”，就是凡愿意取得国子监监生资格的读书人，须按规定数目向当地官仓捐交谷粮，遇到灾荒即用这些粮食赈济灾民，后来“捐监”一度停止。王宜望任甘肃布政使后，以甘肃仓储不足，可用“捐监”粮米赈贷灾民为由，说服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经勒尔谨奏请清廷获准，于乾隆三十九年又开始在甘肃各地开捐。
但这次开捐，王亶望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办法，让监生将应捐豆麦折为白银，改变“原令只收本色粮米”为“私收折色银两”。这样，粮米变成了白银，为王亶望及各级官吏中饱私囊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王宜望调蒋全迪为兰州知府，专门办理“捐监”事务。蒋全迪完全按照王直望的意图办事，将私收的白银借灾赈的名义任意开销，从中取利。蒋全迪与王亶望商议，为各县预定灾情，按照各县报灾的轻重，定出收捐数额，由藩司衙门预定份数发单给各县，令各县照单开赈，换句话说，县上想报多少就报多少，这就是“冒赈”。同时又商议设立“坐省长随”办法，坐镇兰州，收受赃银。凡各县馈送王直望充冒灾赈的银两，按照“坐省长随”的办法送进。蒋全迪也乘机向各地勒索馈送。当时，王宜望收受银子有个规矩，就是下属送银子不能让他看见，否则他是不收的。行贿的人就把银子放到酒坛里，放到菜筐里，或者通过看门人送交，王宜望和他的属下自然心知肚明。为了贪赃，州府官员也直接参与分赃，有的接受贿赂，有的向上报假情况包庇下属。当时，甘肃官场有这样的民谚：“一千两见面，两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
事实上，王直望从乾隆三十九年四月至四十二年初，开捐不到三年，就开销监粮600余万石，而这些销去的粮食，实际上折成了银子落到了贪官手中。王宜望调任后，王廷赞接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起初发现监粮折银不符合捐监的规定，也曾与总督勒尔谨商议，欲请停捐，但实在经不住利益的诱惑，非但不据实陈奏，反而又将私收折色一事，由各州县办事改为兰州知府总办，变本加厉。从乾隆四十二年六月至四十六年初，在他的任上，又办理监粮500多万石，与王宣望如出一辙，复蹈泥潭。
甘肃地瘠民贫、官场清苦，王廷赞作为一省之布政使无论如何也捐不出四万两私银。此时，已远调浙江升任巡抚的前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在办理浙江海塘工程期间，也主动捐献出私银50万两，引起乾隆的怀疑。为什么甘肃两任布政使均拥有如此巨资，是否在甘肃捐监事情中谋取私利？在命令阿桂等人调查王廷赞情况的同时，乾隆随即又命令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查询正在浙江家中的王宜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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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丘明《左传·桓公二年》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建章立制非常重要，要把笼子扎紧一点，牛栏关猫是管不住的，空隙太大，猫可以来去自如。
——****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