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学视野下的滇中多民族山区学校布局调整研究》：
换言之，在考察城乡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探究促进其均衡发展的对策之时，可能还需要关注区域差异性、历史过程性、社会累积性和动态持续性，以及公共性和公平可及性。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平原和山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在平原地区，因为人口承载能力较强，农户居住相对集中，只要有了公费配置的校车接送系统，学校规模扩大就较为容易，也更可能实现规模扩大与均衡发展的同步。但如果是在地形复杂的多民族山区，农户居住分散加上交通不便，校车接送就会比较困难，不仅是不经济的问题，还有因安全考量而使校车不敢启动的问题。在一些山区农村，甚至是根本就无力做到校车接送。同时，在山区环境之内，也还需要考虑社会文化因素、族群差异因素等的影响。既然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均衡问题是长期积累的过程和后果，各方面的改变也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既需要家庭教养方式的跟进，学校教育教学理念的跟进，学校管理水平的提升，相关专业人员的配备，辅助设施的逐渐完善，辅导水平的逐步提高。但这又可能与规模经济追求相违背。
所以，依靠行政主导的撤点并校政策手段来促进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努力，必然要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而不是一蹴而就或一步到位的简单化抑或一刀切地撤并，因为，这必然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质言之，这是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进行撤并的公共议题，而非唯城市化导向和线性看待农村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进而是充分警惕“被均衡”、“被转移”和“被城市化”的均衡发展盲动，高度重视过度撤并所带来的“经济代价”和“精神代价”等问题，而不是极力地漠视、转移和否认代价，或者美化两极分化的“城市中心主义”。①关于精神代价问题，包括了家庭和学童两个方面，但亟须关注的是低龄段寄宿学童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健康议题。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看，“自我”主要是社会与文化的产物，自我的发展是在与社会环境互动中，借助心智成长和行为能力提升等因素，而逐步获得发展的。当多民族山区低龄段的学童离开最可信赖的人和最为熟悉的社会文化环境，突然进入并要独处一种陌生的环境时，由于处理冲突、应对问题、对付焦虑、调整自我、处理压力和掌控环境等能力的不足，可能会产生行为退化或虚假进步等反应。尤其是虚假性的进步，他（她）仅仅是为了避免羞耻、惩罚、纪律和规范，而进行的某种“伪装”，但这进而还掩盖了某些深层危机和成长问题。而所呈现的，其实并不是学童的真实的自我——“了解环境并操弄环境”的自主的、能动的、真实的和健康的我。①而之所以要把“羞耻”列入自我问题并放在第一位，是由于“羞耻感是‘公共性’的”，是权力、纪律与规范赋予和次生的东西，在校园这一特定的“社会生活”中，学童“维持‘前台’就是要避免羞耻感引起的种种焦虑”，从而避免“羞耻或尴尬”，做一个“自制而不失自尊”的“小大人”。②而在后台，就是我访谈学生所告诉的真实情形：
叔叔啊，我会想家呀，虽然我都读四年级了，才去的时候还是想家得很。想家时候，睡也睡不着，还想连夜跑回家来，每天晚上，都要哭好几次才到天亮。也只敢偷偷地哭呀，生怕别人听见了。……害羞！这头被窝弄潮掉了，明晚就换那头盖。有时候想家，有时候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睡也睡不着。在宿舍，晚上，又不能说话，也没有人可以帮我解决。……连着几天睡不着（觉），也就没有精神和兴趣读书了。受欺负呢，倒是可以去找老师说哈。想家是我自己的问题，怎么找老师说呢？③
提高质量，即提升教育教学的质量与水平，这包括了多方面的因素.可能涉及学校基础设施的改善，仪器设备的配置，教辅设施和相关专业人员的配备，师资水平的提升，教育理念的创新，管理水平的提升。撤点并校政策实践，可以实现集中办学和扩大学校规模，为基础设施建设、硬件条件改善、仪器设备配置等，提供积极的促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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