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东亚近代化/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研究丛书》：
二、以脱离道教拯救道教？
生物学中之完全变态类昆虫，由若虫或蛹，经过蜕皮，变化为成虫，这个过程被称之谓羽化。这是一个化丑陋为美丽的过程，令人向往，古人便称登仙为羽化。
近代中国道教转型也能如此美好吗？陈撄宁的个人实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案例。
陈撄宁（1880-1969），道号“圆顿子”，其学道并任职中国道教协会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据其自述，6岁时已经读完《三字经》《四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典籍，10岁读《神仙传》，即萌生学仙之念。因患痨疾，从叔祖学医，同时试做仙道工夫，逐渐恢复健康。1905年考入安徽高等法政学堂，两年后痨疾复发而辍学。1908年起，为学养生方法，离家四处求师，曾于上海白云观通读《道藏》，自认探得道教丹术之底蕴。1922至1932年间，与同道数人在家中进行数百次外丹试验，未获最后成功。其后，任《扬善半月刊》和《仙道月报》主笔，提倡“仙学”。抗战前中华全国道教会成立时，曾代为起草《中华全国道教会缘起》一文，强调道教在国家中地位之重要。战时，在上海办仙学研究院及刊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直到1957年4月中国道教协会成立，一度中断了与道教界的联系，但仍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反右派斗争后，又代理会长事务。“文革”期间，深为抑郁惶恐，心力交瘁，1969年5月25日因肺癌而逝。
以陈撄宁早年即通读道家典藏和最后十多年的职位来看，其足以充当一位道教代表人士，尤其在《中华全国道教会缘起》一文中，历数道教历史之悠久，内涵之广博，树立了其在道教学理上的权威地位。在陈撄宁看来，道通于政，通于兵，通于儒，通于法，通于医，通于术，“倡本位文化救国说者，固一致推崇孔教矣。然孔教始于儒家，儒家出于道家，有道家遂有道教。试以历史眼光，观察上下五千年本位文化，则知儒家得其局部，道家竟其全功；儒教善于守成，道教长于应变”①。俨然非道教无以发扬民族精神，非道教无以救国。
然而，就在为中华全国道教会的成立进行宣传时，陈撄宁却并不准备扛起道教旗帜，反刻意解释以免被人误认“专讲迷信之教”。在宗教活动的巅峰时期，陈撄宁标榜所力倡的仙学的独立性，尤其是极力与宗教的道教划清界线。他反复强调：“仙学是一门独立的学术，毋须借重他教之门面。”“不能因为儒释道三教中偶有从事仙学者，遂谓仙学是三教之附属品。”至于为何显得与道教更近，他的解释是：“儒斥仙为异端邪说，释骂仙为外道魔民。道教徒虽极为欢迎仙学，引为同调，奈何人数太少，不敌儒释两教势力之广大，又被经济所困，亦难以有为。”②
仙学独立的论证，主要采用历史的方法，不过运用过于粗率，即强调中国的神仙崇拜和仙道修炼早于各宗教产生，并将文字记载的成仙故事作为可信之事实处理，夹杂有许多非历史的曲解。仙学非宗教的论证，则主要采用仙学比附科学的方法，以摆脱迷信之嫌疑。可是，点汞成金术之可能性，无论如何辩解，毕竟在仙学实践中不够成功，因此，陈撄宁在将仙学与科学相联系之余，又强调仙学对科学的超越，即仙学足以解决普通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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