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大家精要》：
对课，是由先生出一字，学生对一字，逐渐由一字到四字，要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还要求词性相近。如天对地、山对水(或海)、桃红对柳绿或薇紫等等。待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即可学作五言诗。这种文字游戏，是写诗作文必不可少的基础，其富于变化的形式，对聪颖的元培很有吸引力。其后几年，元培读书渐入门径，开始养成摒除尘嚣静心读书的习惯。某傍晚，他如往常一样在家中楼上读书，宅内失火，举家惊骇，急呼他下楼，而他因读书专注竟浑然不觉。
元培岁那年的夏天，父亲病逝，一家人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渐入困顿。亲友们拟议集资救助，却为刚强的母亲婉言谢绝。她靠乡人们主动还回的欠款和不时变卖首饰衣物，克勤克俭，聊以度日。这一变故，使蔡元培无忧无虑的读书生活发生了一些改变，因家里无力再聘塾师，只能就近附读。他先到姨父范氏家塾附读一年，其后又入李申甫塾馆读书。李先生教学注重背书，对达不到要求的学生处以苛罚。一次，元培背诵《易经》屡屡出错，竟被责打手心百余下。正是在这位严师的指导下，元培开始学作八股文。两年之后，岁的蔡元培转入离家半里之遥的探花桥王懋修塾馆继续深造。
王懋修，字子庄，以精研八股文源流及技艺闻名遐迩，设馆授徒二十余年，其时馆内受业学生不下三十名。元培在其门下求学四年，学业思想深受其教诲和陶冶。此时，元培已读过四书及诗、书、易三经，删除丧礼内容的《小戴礼记》亦已读罢，正读《春秋左氏传》。加之，在六叔指导下，业已浏览了《史记》《汉书》《困学纪闻》等大量书籍，学业根基初立，求知欲正旺，因而颇得王先生器重。这位老秀才严格禁止学生看“杂书”，《三国演义》看不得，《战国策》也看不得。这是因为练习制艺不可用四书、五经以外的典故和辞藻，总之，未考中秀才之前，读书要符合科举的尺度。但讲课时，王先生却不拘此例，大谈明季掌故，褒贬先人的优劣得失，尤其好讲吕留良、曾静一案，深为其冤屈抱不平。课余，王先生雅好碑帖，时常捧着本《金石萃编》细细翻阅，与友人对答偶或亦以“西厢淫词”相调侃，在学生中传为笑谈。他指导元培做文章，对不合规范之处，并不立即改过，而是提示错处，令其自改，以利提高。这位王秀才倾心崇尚宋明理学，经常研读各家的著述，向学生讲述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哲理主张，也大胆阐发他自己的学术见解。他服膺王阳明，尤其崇拜信守气节的明末学者刘宗周(一号蕺山)，自号其宅日“仰蕺山房”。“绍兴在清代，受乡贤刘蕺山先生的影响，气节及理学的风气，深入于知识分子中间，在学术方面，述宋儒的绪余，把知和行打成一片”。蔡元培在岁以前“最崇拜宋儒”，显系受到其业师的熏陶。
在蔡元培求学的这些年里，其母周氏付出了大量心血。她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常以“自立”“不依赖”等语勉励诸儿，对好学而又悟性很高的二儿子元培督责尤严。晚上，元培在灯下做功课，她常陪坐案侧，直至夜深。有时见儿子困倦难耐，便索性令其歇息，到翌日凌晨即促其起身，补做功课，更显效果，使元培觉得“熬夜不如早起”，遂渐成习惯。元培岁前后。几次参加科举考试，母亲总是夜半时分即起身烧饭，为之置备行囊。蔡元培忆述道：“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母亲为我们理发时，与我们共饭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督促我们用功。我们如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怒骂，但说明理由，令我们改过。若屡诫不改，我母亲就于清晨我们未起时，掀开被头，用一束竹筱打股臀等处，历数各种过失，待我们服罪认改而后已。选用竹筱，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至伤骨，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年初春，蔡元培的母亲病故。元培悲痛万分，执意按古制守丧。他对母亲的感情已渐渐升华为一种理智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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