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必先强党》：
2.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转变。传统决策方式的最大特点是依靠过去的经验来作出决策。改革开放后，决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改变过去“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的经验决策方式，把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工具、科学的分析方法及科学的运作程序引入到决策的过程中来，为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技术和方法的支撑。从科学决策的角度说，决策已不再是领导、政治家所独揽的事情，专家、学者、政策咨询机构参与决策论证已成为决策过程的重要环节和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政协于1950年9月21日就出台了《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使“双周座谈会”成为制度。人民政协各参加单位，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通过这个平台讨论时事、协商国是。从1950年到1966年，共召开了114次“双周座谈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双周座谈会”随着人民政协工作的停止而中止。这个制度现在又重新恢复起来，发挥了积极作用。决策是一种理性选择行为，是有理性的行动者对于某种外部挑战作出的果断的反应。所谓科学决策，说到底是要使决策者的理性选择尽可能符合客观规律。
3.从决策组织高度集中向决策组织结构分化转变。政治发展理论认为，决策组织高度集中向决策组织结构分化的转变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发展的其中一个方面首先指的就是结构的分化和专业化，由于分化，在体系中各种政治角色的功能专门性就会上升。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决策体制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强化决策权力的集中，导致“以党代政”问题出现，那么，改革开放后决策体制的发展趋向则是对国家政权机关在决策中的职能进行科学定位、适度分开，从而保证各种国家机关发挥各自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国家的决策权力进行科学、合理的分工，就是在保证中国共产党在决策中的领导地位的基础上，合理区分政党组织与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活动的不同特点和在国家决策中的不同职能，使之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行使职权。
党的领导不是包办、包揽、包干一切，不是替代一切组织、机构去直接领导、直接管理、直接组织。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的决策权不能取代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力，更不能代替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的权力。如关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先由党中央经过广泛讨论确定后，还须经过全国人大讨论通过。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也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须经过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后方能实施。
4.从封闭式决策向开放式决策转变。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向是“少数人政治”转变为“多数人政治”，“宫廷政治”转变为“社会政治”，“暗箱政治”转变为“透明政治”。中国共产党决策的开放性充分体现了走向强大的自信和坚定。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决策过程基本上是在封闭状态下“神秘”进行，甚至把国家重大决策当成“国家机密”看待，仅局限于少数人、少数部门机构知悉。改革开放后，国家为了适应尊重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参政权和监督权的需要，逐渐加快了决策开放的进程，决策开放的形式也日益多样化、多层化。如每次中央全会召开之前都要预先向社会公布会议的日期、地点以及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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