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安身立命
中国古人谈修养，以安身立命、开物成务为极致。安身立命所以修己，开物成务所以为人。
程子注释《大学》中“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一段章句，说“身”字当做“心”字。同样，“安身立命”中的“安身”两字应作“安心”讲。所谓安身者，即是对于拂逆的环境和不利的遭遇处之泰然、怡然，不怨尤、不苦恼的心理状态。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故“安身”是一种颇为难能的道德造诣。即以此故，安身立命才被悬为修养的极致而提倡。
有一种人是生来可以“安身”的，那就是冥顽不灵的人。譬如阿Q。被挨打之后，自己对自己说这回算是祖父被孙子打了，于是心安理得，呼呼酣睡。此是天生的麻木不仁。也有人用人工麻木自己的神经与感觉。所谓醇酒妇人，玩物丧志，在有些情形之下是人工麻醉剂，给人心理以“苟安”。
有一种安心的方法，古今中外有不知多少的人，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着，那就是命运的观念。相信人间的穷通得失、夭寿祸福乃由命运所决定，而命运又为人所不可抗拒。“乐天知命故不忧”，命运观念的确是人类发明的相当有效的精神安慰法。
但我们今日讲安身立命却不能乞灵于宿命论。宿命论寄生于宗教信仰。现代人的宗教信仰日渐衰微，大体上已失却规范人类生活行为的力量；因而宿|314|命论也随之失却其镇定人心的作用。其次，在宗教信仰、宿命论中寻求心安，是对现实的逃避。鸵鸟在沙漠中被猎人追赶得急了，看见一个不大不小的洞穴，就躲将下去，自己看不见猎人，便以为猎人也看不见自己。假使宿命论能够给人以心安，那只是鸵鸟式的心安。
中国先哲虽然讲天讲命，但于命字之上另立一义字，主张以义制命，以义处命。命的概念，据程子说，乃为中人而设。盖此等人若不知命，必致见利必趋，遇难必避，得丧必动。上智之人则唯义之安，安于义而无所求。至于闻有命而犹不能安者，则为最下等之人。故在程子辈的心目中，义、命并非对立，命并不碍义，命乃所以为义。程子对于安心的说教是：“处患难知其无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是安于义命者。”
个人的穷通得丧归之于无可奈何之命，教人置之不理而一意加强道德上的努力，这是宋儒对于“安心”的说教。他们说，“以义制心”，就是说，“以义安心”。
现在我们得讨论到问题的第二橛，“立命”。立命，用现代语说是生命之寄托。安身与立命是不可分的，唯其命有所立，才能身有所安。生命有了寄托，心理才有真正的平安。
凡人无不畏死。一念及死，人心即有所不安。关于对死不安的心理克治，罗素建议的方法是：让青年人多发展其本身以外的、客观的人生兴趣与活动。让他们觉得，他们活着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比自身更为重要、更有价值的事业与目标。个人虽死，其所寄托生命与热诚的事业目标并不死灭。除了对于死的恐惧不安，罗素指出，我们还有对于贫穷、对于疾病，对于其他种种不幸的恐惧不安。克治对于种种不幸的恐惧与克治对于死之恐惧的方法并无两样：痛苦不幸来时，我们当念世上还有我们为之而生活的事情，世上还有我们生命所寄托的地方。
有一种不安比来自不幸的遭遇、痛苦的经验更为深刻，那就是个人生活之随波逐流，没有一个主宰，如朱子说的：“日间但觉为大化所驱，如在洪涛巨浪之中，不容少顷停泊。”在这一点上，古代人比现代人较为幸福。第一，|315|古代人有宗教信仰；其次，古代的传统道德与价值标准根深蒂固于每个人的心中，故比较起来，古人容易有安身立命之处。现代人没有了宗教信仰，传统道德与价值标准也失却了支配人心的力量；而足以指导人生活、规范人行为的新信仰和新价值标准还未能确立起来。于是个人成为无舵之船、无根之草。杜威在《新旧个人主义》一书中极言现代生活的祸害，即为个人失却安身立命之处。个人生活完全受盲目的社会力量所摆布、所决定，个人不能自动、不由自主。个人在社会中，真如朱子所说的，“如在洪涛巨浪之中，不容少顷停泊”。但我们的出路不在乞灵宗教，也不在重建一套静止而僵硬的传统。只有投身于一种值得我们献身的崇高理想、足以使我们寄托生命的伟大运动，我们才能做到朱子所说的：“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
在一切时代，安身立命是值得提倡的修养目标；在今日的中国，它更有被强调的必要。二十多年前，罗素曾着《青年的犬儒主义》一文。他所说的犬儒主义即是对一切事情不信任、不起劲、唤不起想象、引不出热诚的心理状态。他说，西欧青年大多犯着犬儒主义毛病，宗教、真理、科学、理性、进步、民主、民族、国家……这种种，他们的父亲、祖父一辈曾经为之热血沸腾、为之摩顶放踵的，到了这一代青年身上却唤不起想象、激发不出热诚。他说，苏联青年没有犬儒主义，因为他们正献身于建立新社会的伟大工程；土耳其青年没有犬儒主义，因为他们正埋头于创造新民族、新国家的艰巨使命；中国青年没有犬儒主义，因为他们正效力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用我们的话，苏联青年献身于建立新社会工程即是立命于建立新社会工程，土耳其青年埋头于创造新国家使命即是立命于创造新国家使命，中国青年之致力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即是立命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他们没有犬儒主义，因为他们命有所立，所以心有所安。
罗素的话说在二十多年之前。现在的情形怎样呢？不说战后，但说战时吧。假使我们所获得的关于英美法苏人民战时生活的情报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包括他们的青年的情绪愉快而振奋，他们的生活艰苦而紧张。怨尤、苦|316|闷、无聊，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位置。这是因为他们投身于一个他们认为值得他们献身的正义战争，在其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了。
在这点上，我们真愧对我们盟邦的朋友。至少在抗战末期，中国人包括中国青年的情绪逐渐消沉下去，乃至不安起来，至少没有抗战初期那样振奋、那样安定。胜利的爆竹带来了一时的兴奋与美丽的想象。但跟着胜利而来的现实，很快就使我们美丽的想象幻灭了，因而使我们的热诚趋于烟消云散。因此与罗素所说的正相反，目前的中国是有着“青年的犬儒主义”的，很厉害的青年犬儒主义。我们当然不能忽视造成这种病态心理的社会原因，但主观原因则在于未能投身于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没有在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中生根。社会现实固然足以使我们灰心丧气；但是，难道科学、理性、进步、民主、国家、民族……这种种都不足以唤起我们的热诚，不值得我们献身么？宋明理学家极讲究安身立命的道理。“安身立命”四个字就是从宋明理学书中发掘出来的。我们虽然提倡安身立命，但是我们不能劝告青年人向理学书中钻。他们所讲的“大化”、“性天”，玄之又玄，不啻空中楼阁。他们致命的毛病是将安身立命同开物成务对立起来，不想在开物成务中寻求安身立命；故他们所谓立命，只是象牙塔中的立命，所谓安身，只是鸵鸟式的苟安。
假使现代中国青年要讲安身立命呢？历史的使命和时代的要求就是我们的“大化”，民族国家的命运和社会大众的幸福就是我们的“性天”。为民族国家之命运、社会大众之福利而献身，即是献身于最有价值的事业。而最崇高的目标，也即是历史使命、时代要求所规定的目标。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寻求安身立命，则我们已经实践了宋儒在《识仁》《定性》《西铭》诸经典作品中所阐发的关于安身立命的理论，已经实践了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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