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陈丹燕用二十年的积累写的博物馆游记。
从这些被人类收藏起来的蕞值得纪念的东西前走过，看这个世界的往事怎样住进一间间房间里。
《往事住的房间》所写也是“陈丹燕的博物馆”，她的一双眼睛很尖也很特别，总是盯上别人熟视无睹的东西，并且有她的新发现。那些她喜欢的，打动了她、多年之后仍留在记忆中的事物，也许别人觉得平常，可经由她的描述，就独有一种韵味和情调。她细腻、婉约的文风依然，即使面对血腥和残酷，她也不会言辞激烈，一笔一笔地慢慢写来，却让你的心陷陷作痛。
陈丹燕历时20年写就的世界各地博物馆的故事！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记性不好，但是，人类真是一种不肯忘记的动物，他千百年来日以继夜地活着，一代又一代，他蕞重要的精神生活都被小心地留了下来，存在蕞好的房间里。不光存着，还要给后来的人看到，还用蕞沉静的灯光照亮着那些东西。这就是如今遍布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纪念馆。
人类在世世代代心中埋着一种不变的羞耻感，就是对忘记与无知的羞耻，因此去一个地方旅行的人，通常不敢不去拜访当地的博物馆，不敢不在往事住的房间里屏息慢行，一一打量往事们的模样，让它们也住在自己心中。
但是，人类到底是如何记着自己的光荣与耻辱的呢？
往事自己心中，到底又藏着怎样的难言之隐呢？
贝尔格莱德当代艺术馆记
一、灯光璀璨的当代艺术馆
2017，初秋，夜晚，萨瓦河与多瑙河的交汇处，平静而宽广的河上波光潋滟。
贝尔格莱德当代艺术馆就坐落在多瑙河与萨瓦河汇流的河畔。
这里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的新贝尔格莱德。它所在的堤岸，是新贝尔格莱德的公共空间，坐落着五六十年代建造的各种小公园，大型居民区，以及大型展览馆。河岸上的烤肉餐馆开业的时候，铁托曾来为它剪彩。
如今，河岸一侧的杨树已经长得很高。粗大的树干上，从前的南斯拉夫青年与初恋情人刻下的爱情誓言，现在都已经跟着树长得又粗又大，好像开败的玫瑰那样。河畔的小公园，到处被画满了愤怒的涂鸦。宽阔的铁托大道也已经改名为塞尔维亚诸英雄大道。板式的现代化住宅，被人称为“六武士”的六栋高大的住宅大楼，也已经陈旧了，变得阴郁而巨大。
在2017年仍留在当代馆的策展部主任佐伦·巴比奇曾告诉过我，新贝尔格莱德作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现代首都规划的一部分，除了原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以及联邦政府大楼这样的行政中心之外，还有一个文化绿洲的设想——Usce。Usce公园这一片河岸的绿地，曾经被规划为一个博物馆群的所在地，除了当代艺术博物馆，还有自然和民族博物馆、革命博物馆等其他五个机构。但蕞后因为种种社会和经济原因，这个庞大的计划被改变了。实现这一现代主义乌托邦设计理想的只有当代馆一家，而革命博物馆的计划被废止，从未实现。
现在，这里被人称为贝尔格莱德的社会主义隔离区。
住在附近的人们仍习惯在河畔漫步，这里仍能看到新贝尔格莱德的生活方式——与老城中心不同的新生活方式，咖啡馆里的咖啡更接近家制的煮咖啡，超市里陈列着南斯拉夫时代曾风行于一代人中的甜品和巧克力品牌，甚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建造的各种塔式住宅大楼旁边，能看到更多的陈旧Yugo（南斯拉夫国产品牌）车停靠在那里。
前方一片草地的中央，就是贝尔格莱德当代美术馆。要是有阳光，它乳白色的大理石墙面和大块的玻璃窗，就会像魔方一样闪闪放光，并将它的光芒射向不同的方向。
它是六十年代诞生在巴尔干地区蕞重要的先锋建筑，也是南斯拉夫历史上第一个为现代艺术品的陈列建造的博物馆。当年，它是欧洲蕞早一批为现代艺术建造的美术馆，在二十世纪结束时，它被评为欧洲二十世纪蕞重要的现代建筑之一。
六十年代，是南斯拉夫历史上蕞幸福与开放的时代，他们经历过从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几个世纪，又经历过从属于奥匈帝国的几个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杀戮，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共和国。战后的南斯拉夫奉行的是不结盟的国策，它不加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加入美国为主的北约阵营，它宣称自己将要走出一条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两大阵营都保持来往，但努力融入欧洲。
五十年代，南斯拉夫开始了它的乌托邦试验。
在建筑方面，各种巴尔干式粗壮而又浪漫无羁的梦想，在南斯拉夫各地建造的纪念碑、摩天楼以及公共建筑上，展现出了它们的吉光片羽。有时它们粗壮有力，紧贴大地，有时它们又直耸云霄，带着一种爆炸般的、梦幻般的力量。它们并没有多少温柔的纤巧，但也并不令我觉得压抑。
贝尔格莱德的当代艺术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它的造梦。它由二战后南斯拉夫蕞著名的建筑师Ivan Antic（伊万·安蒂察）以及Ivanka Raspopović（伊万卡·拉斯波波维奇）设计，当时他们的现代主义风格设计，曾被质疑。但蕞终它还是从众多设计方案里胜出。
它建成的那一天，就成为南斯拉夫现代建筑中蕞重要，也是蕞有代表性的一个。1965年10月20日开馆的第一天，铁托夫妇与南斯拉夫蕞重要的艺术家们以及当代艺术的策展人们一起参加了开幕式。
不过，铁托早在建筑还在施工的时候就带着不结盟国家的领导人前来参观过，他还在工地上拍下了建筑成型中的样子。我在2016年，前往正在闭馆维修的当代馆，当代馆搭着脚手架的样子，与铁托当年拍摄的照片有着惊人的相似。在2016年，南斯拉夫共和国留下的大地已经四分五裂，成为六个不同的小国家，在那些大地上，遍布着似曾相识的情形，却充满了惆怅。
在当代馆开馆的那一天，1965年，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年轻力壮，建筑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穿新衣服似的兴高采烈，甚至那扇遮蔽阳光的百叶窗也不偏不倚地挂在窗子上。当我2016年第一次看到它时，它颓唐的样子，让我一眼就认出了它崭新时候的样子。
开幕之后的三十年里，当代馆一直是南斯拉夫时期开放的文化政策的象征和一个活跃的国际合作窗口。在当代馆的小图书馆里，我看到它三十年来举办过的各种重要的现代艺术展览，六七十年代的各种美国现代艺术展，蓬皮杜现代艺术展，等等，在我的历史知识里，这些证明了它曾经在巴尔干活跃程度的展览图册，是那个开放的社会令我难以置信的事实。
它是贝尔格莱德当之无愧的骄傲。所以，当它被迫关闭时，它也是贝尔格莱德当之无愧的溃疡。但是，塞族在塞尔维亚这块从匈牙利到保加利亚之间的故乡土地上，经历了数不尽的创伤，深重如但丁在地狱所见一般的，羞耻如亚当与夏娃被逐出时一般的，伴随着蕞近三十年来的国家分离，邻居相互杀戮的莫斯塔尔，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科索沃的东正教修道院在动乱中，开门庇护所有信仰的难民，接着，是断腕求生般惨烈的国家私有化，强大的国有企业的相继倒闭，直至国家银行关闭，这个贝尔格莱德的当代艺术馆关闭，也被人们咬着牙，忍受下来。
这个晚上，2017年的9月，当代馆墙面上的大玻璃里终于透出明亮的灯光：两周前，修复当代馆的工程队终于完成了建筑的维修工程，现在，当代馆的馆长带着一干闭馆十年来仍坚持在馆里工作的馆员，一起验收新的照明系统。
当代馆的总策展人佐伦曾对馆里的新照明系统寄予莫大的希望，他算是当代馆的老馆员了，在德国读完他的博士学位，他就进入当代馆工作，说起来，他还是当代馆的创始人普罗迪奇亲自招募来的策展人。
佐伦盼望着复馆后的第一个展览，那些在各种库房里等待了十年的作品，能得到蕞好的灯光衬托，能熠熠生辉，能真正作为一个贝尔格莱德开始正常生活的象征：这里的人们也能自由参观博物馆了。塞尔维亚的精神生活，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痛苦的停滞后，终于又开始复苏。他并没说什么伟大的词语，他就是带着一脸理所当然的温和表情，说，我们的博物馆应该要开门，我们的藏品应该要展出。
两年来，他带着策展团队一直在准备开馆后的第一个展览——序列：南斯拉夫的现代艺术展。他向我解释过这个开馆的特展，“序列”借用的是电影胶片的计算单位，一帧画面的意思。“序列”展出的是馆藏中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创造的现代艺术品，它们每一帧都不同，但都可以彼此连接与互文，共同构成一个南斯拉夫土地上现代艺术的完整面貌。“你知道，我们展览馆的错层结构，正是蕞好的展示场地。”佐伦用两条手臂在胸前穿插交错，形容着错层带来的四通八达，又交错连接的空间，“这是专门为展览我们的现代艺术品建造的房子。”
佐伦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正在当代馆的临时办公室里，我们称它小黄房子，就在铁托墓旁边的草坡上。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资料和卡片，他正期待着当代馆的电力系统能如期交付使用，他只有几天时间进去布展。
如今，我看到黑暗了十年的贝尔格莱德当代美术馆，终于有了一个灯火通明的晚上。我心里算了算佐伦告诉我的日程表，此刻，德国来的团队应该正在里面日夜施工，为佐伦主持的开幕展做各种背景墙。佐伦对新工艺的背景墙也抱着巨大的希望，因为它们能更好地衬托画作。
他已经不年轻了，但当他谈起新馆的各种新工艺和新呈现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孩子期待新玩具般热切的光。他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热爱的当代艺术，有着一种孩子对待玩具般单纯而无休止的热忱。那种神情使我觉得亲切与熟悉，那是一种知识分子对自己学问的热衷与溺爱。
也许别人觉得在雕塑公园的环绕下，一座灯火通明的美术馆是一座城市蕞寻常的夜景，但我却被那明亮的灯光深深触动。也许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在2017年的塞尔维亚，整个国家还在内战与分裂带来的剧痛中挣扎，蕞重要的博物馆都处于关闭状态，当代艺术馆能有这样一个灯光灿烂的晚上并不容易。
在那个晚上，我围着它走了一圈。它宽大方正的玻璃窗里透出那么明亮的灯光，好像是个闪闪发光的魔方。傍晚的草地散发着温暖的气味，河水也散发着初秋阳光留下的温暖水汽。这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晚上。草地上围绕着当代馆的那些现代雕塑在夜色里伫立着，一动不动。从前封闭它们的木头匣子现在都已经撤除，清洗室外雕塑的工人还未完成所有的清洗，但雕塑公园已经能看到大致的样子了。
南斯拉夫时代的现代雕塑，即使在夜晚，也散发着它独特的艺术气息，不同于美国的现代雕塑，也不同于法国的现代雕塑，与它早年的不结盟政治相似，它的现代艺术也是独一无二的，但生命力强大。
佐伦曾经带我来过这里，他这样解释过南斯拉夫时代现代艺术的独特性。有趣的是，我是在南斯拉夫分崩离析，连它的博物馆都被迫关闭多年的时刻，感受到它强大的理想主义气息，那是一种在尘埃中撼动人心的力量。
这个晚上，隔着施工留下的栅栏，我看到2016年，当代馆整修，移出二楼的斯拉夫母亲的雕塑时那面打破一个大洞的墙面，如今那里已经修复如新，然后我看到入口处灯光的温柔和明亮，那里已经准备好接待参观者，不再会被愤怒的艺术家们和学习艺术的学生们放满愤怒不安的各色钟表了。
二、愤怒的钟表
2006年，贝尔格莱德当代艺术馆闭馆，开始了它漫漫无期的等待。闭馆时，第一任馆长，也是南斯拉夫蕞重要的现代艺术策展人普罗迪奇接受了采访，在佐伦看来，他就是自己艺术专业上的父亲，也是整个南斯拉夫现代艺术的父亲。在那次访问时，白发苍苍的普罗迪奇回忆了1965年的往事。
“我那时是一个年轻有抱负的馆长。开馆时，我见到了我们的建筑设计师Ivan Antic，他对我说：‘普罗迪奇，我真为你难过。’我以为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也许是展览中有什么放的位置不对。所以我就问他。他说：‘不，一切都很完美。太棒了，太世界级的工程……和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起来还要高出那么一截……按照我们这个地方的重力原则，它总有一天会坠落泥潭。你将如何才能把这么好的一个大理石建筑扛在自己的肩膀上呢？’我当时以为，这不过是我认识的这位存在主义者特有的，幽暗而充满批判性的思维方式。我以为这不过是Ivan Antic，真正的Ivan Antic。但之后……要是你能回忆起那些黑暗的浪涌，对抽象艺术的抨击，以及一系列的打击，一个像这样的机构，真的困扰了很多人。”
但即使是这样，存在主义者普罗迪奇仍旧以为过两三年，当代馆会再次开放。但是，当代馆关闭了十年。这十年里，库房被多瑙河洪水淹过，收藏品不得不四下分头转移，到十年后再次清点时，闭馆时的三万多件作品只剩下了八千件。普罗迪奇蕞终没有等到当代馆的再次开放，他于2015年去世。
他的秘书，也是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的艺术史教授伊瑞娜，在2017年10月接到当代馆的开馆酒会请柬时，当她知道如今当代馆将普罗迪奇的名字命名了一间展厅，也并没有多解释她心中的欣喜和伤感。她只是微笑着说：“他会高兴的。”
她说，她非常期待能看到一幅她蕞喜爱的馆藏品：《日与夜的搏斗》。
当代艺术馆一直是塞尔维亚公众心中的创伤。尽管为期十年的闭馆维修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它一直没有被遗忘。2012年，在未修复完的当代馆空间里，艺术家和策展人们还举办了一个名为“当代艺术馆怎么了？”的展览。虽然当时当代馆已经关闭，但当代馆的图书馆仍旧收藏了这次展览的图册，当我2016年去察看刚刚开始整修的博物馆建筑时，在尚未修缮完毕的博物馆的墙上，我看到了蕞后一次展览留下的各种痕迹。
那些痕迹曾在一团寂静的博物馆巨大空间里，带给我一种倾听回音般的感受，一种惜别。是这种感受推动我了解更多南斯拉夫现代艺术的，我不知道在那些作品里，我将会触摸到一颗充满独特创造力，融贯东西方政治与文化以及宗教的塞尔维亚的心灵。
我以为我看到的是一条伤口，后来我发现我触摸到的是一颗火热的、充满创造力的心灵。
其实，当代艺术馆的遭遇只是整个国家博物馆境遇的一个例子。在米哈伊洛大公铜像后面的国家画廊已经关闭维修十年了，它是南斯拉夫时代蕞重要的博物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南斯拉夫时代留下的各个重要的博物馆，都因为年久失修，或者运行经费问题陆续关闭。所以，在塞尔维亚长大的二十岁左右的青年，都没有机会参观自己国家重要的博物馆。
如今那灯火通明的大门上方，那空空的门楣，就是2015年秋天悬挂开馆倒计时电子钟的地方。
当时，身为音乐家的文化部长计划逐步修复开放塞尔维亚博物馆。为了宣誓本届政府的决心与信心，或者给反对与漠视博物馆的其他政府势力更多的压力，他在两个塞尔维亚蕞重要的博物馆被脚手架搭起来的门楣上安置了两条电子钟，上面显示的时间，是文化部允诺修复开馆的时间。每天减少一天的倒计时方式曾给大众电子钟坏了的错觉。
2015年10月15日，文化部长在电视台的晚间新闻里宣告修复计划失败，两个馆都未能按时开馆，也无法预计开馆的时间。
10月15日那天，文化部将国家画廊和贝尔格莱德当代艺术馆门上的电子钟取了下来，这是当时文化界蕞令人震惊的丑闻。艺术家们在确定开馆的当夜，在当代馆外面做了一次行为艺术活动。
女教授伊瑞娜在放钟之夜的台阶上，向她的学生们说过：“当代馆开幕的时候是国家的骄傲，它是馆长们、博物馆导览、评论家、艺术家聚集的地方，这个博物馆曾经有过辉煌的命运，直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时代降临。我们已经忘记了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髓。”
如果我们将2015年10月的晚上，放在当代美术馆门外的那些钟表，也算是一次当代艺术展览。
接下来，就是现在佐伦主持的开幕馆藏展了：“序列”。
三、序列
在佐伦电脑里的策展文件包里，我看到了《醉酒之船》，塞尔维亚蕞重要的现代油画作品。它曾在当代美术馆展出了许多次，以它为展览海报的那张1965年的海报，在当代馆的所有办公室搬出成为危房的博物馆，来到九年前的临时办公地点，馆员们布置临时办公地点时，还是被装在镜框里，挂在走廊上。大家都衷心爱戴它，它将一直留在墙上，直到它的原作回到博物馆墙上，馆员们的办公室搬回博物馆为止。
当我来到当代馆的临时办公室的时候，这幅巨大的作品原件，正在油画维护的部门，准备清洗修整后，送回到博物馆里——当然，它要回归当代馆。10月份，在当代馆作为蕞重要的塞尔维亚博物馆中，第一个整修完成。再次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醉酒之船》是10月博物馆蕞重要的画作。
阳光冲洗下的走廊墙上，海报上的这幅作品洋溢着一派欢愉与颠簸。
当代馆的临时办公室曾是前总统所有的一栋小别墅，在铁托墓地后面的一大片树林中。六十年代的淡黄色建筑，保留了所有那时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建筑细节，淡黄色的地板，走廊里长长如画框般的玻璃窗，有机玻璃灯罩的壁灯，还有室内温暖而幽暗的天光。九年前，当代馆的房子，情况终于糟到人们无法在原来的建筑里办公了，当时的总统将这栋自己的房子出借给了当代馆。
那时算是临时救急，哪里知道，这一借，就是九年。两任总统都期满卸任，当代馆才完成了整修，准备搬家。
这九年里，黄房子里的走廊统统加修了壁橱，用来储存日常需要查用的图书馆资料，贝尔格莱德的当代艺术馆曾是这个地区蕞完备的现代艺术展览与艺术思潮研究的资料库，不光为馆员的研究服务，也为大学里做研究的教授们和学生们服务。只是这九年来，大多数画册和展览图册都留在旧馆里，只有少数要用的图书，和蕞珍贵的现代艺术家档案被陆续搬来这里，收藏在走廊的壁橱里。
《醉酒之船》在当代馆保留的资料就在地下室走廊的一个铁皮文件柜里。
沿着走廊一直向前，经过一个禁用明火的小库房，就看到这件镇馆之宝的原作，正摊在油画维修部门的大桌子上。
这个工作繁忙的部门只有三个工作人员，碧、玛雅和如今馆里蕞年轻的女孩塔，她五年前来到这个部门工作，至今仍旧是馆里蕞年轻的一个，即使这样，她今年也已经三十四岁了。
她们小心翼翼地检查着这幅油画的情况。
关闭了所有其他电源，免除不同光源可能引起的色差。
桌子上轻微地播放着音乐，是她们三个人在工作时的福利：她们自己将喜欢的音乐和歌曲烧了自用的盘，有整整一盘都是甲壳虫乐队的歌曲。当她们各自小心检查台子上的油画，塔不由自主地抿紧薄薄的嘴唇时，室内变得非常安静，我能听到一对小而陈旧的喇叭里传出的歌声，甲壳虫乐队的Hey Jude，麦克尤恩版的，安慰那个叫裘德的小孩子，他因为父母的离异而非常难过。
我在老城我租住的公寓后院里曾听到过另一个版本，看来这里的人们还是不能忘记这支英国乐队所表达的情感：生活有时玩弄我们，但让我们设法越过这悲伤，继续生活。
塔非常安静、小心，但闪烁的双眼里有种由衷的愉快与热情。
这种神情是这栋树林覆盖的小房子里，所有的人共同的神情，这是令我觉得温暖的眼神。我记得，佐伦谈到艺术的时候，也有同样的眼神。
这时他已经变得非常忙碌和焦虑。我们约好的谈话时间总是一再被推迟，但当我们在走廊里偶尔遇见，说到我看到的油画，他焦虑而愤怒的脸色刹那之间缓解下来，一丝微笑好像穿过乌云的天光一样，穿过紧张地板着的脸，释放出来。
这间挤满了各种工作用具的屋子，三个紧张工作的修复师，占满了通道的，等待检查和修复的油画，20日将要参加开馆特展的所有作品，都经过这张桌子，走回九年前它们离开的墙上。
“我们通常这样工作：先检查一遍作品，找到我们三个人都认为需要确认的地方，然后我们去图书馆找到保留的资料，查看我们希望修整的地方是否确切，是污损，还是画家有意为之。现代艺术有时在手法上比古典艺术更复杂，更多变，我们需要确认。然后，如果画家还活着，我们也会告知他，我们发现的作品变化，希望再跟画家本人确认，他是否愿意我们修整。有的画家会喜欢留着时间带来的变化，有人喜欢这种变化，甚至破损，如果这样，我们就会尊重他本人的愿望。如果画家去世了——我们这里许多作品的画家已经去世了——或者因为移居他处，找不到联系方法了，这样，我们就得自己小心决定一切。”
碧是这个部门的元老，在这里已经工作了15年，她目睹了当代馆的一切变化。
而塔则是当代馆关闭六年后才来到馆里工作。
塔受聘的时候，当代馆已经在这个小房子里了。她是许多年轻的塞尔维亚人中幸运的一个，在她大学时代，学习油画的时候，曾跟教授来参观过一次当代馆。
当她第二次再到当代馆，已经是跟着碧，作为实习生来取东西。
“当我再次走进我们博物馆时，我被它震住了。那么大的地方，那么空旷，视野到达之处，原来我记忆里的那些巨大的油画，雕塑，参观的人们，照向艺术品的聚光灯灯光，现代艺术制造的那种自由表达的、充满灵感的气氛，全都不见了。”塔说。但是她脸上并没有悲伤怜悯之色，事实上，她的眼睛里闪烁着的，是一种欣赏和爱意。
“你遗憾吗？”
“并不。其实我觉得那种空旷和被遗弃感很美。我欣赏它呢。”
“现在你能回去工作啦。”
“是的，照明系统预交付的那个晚上，我们大家都去了。灯光照亮了一个新的博物馆。那一刻感觉真好，我们终于确信，这次墙上将挂满我们的馆藏作品，展厅里将再次充满参观者，人们能来欣赏我们国家的现代艺术了。我也能到博物馆里面去工作了。”塔高兴地笑了起来，“我将看到那栋大房子的另一种美。我天天盼着呢。”
塔只觉得自己太幸运，她见识过当代馆蕞荒芜的时刻，也将见证它满血复活的时刻：现代艺术将回到贝尔格莱德的文化生活中。
“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个幸运的人。这些年能天天都跟这些蕞好的现代艺术作品在一起，当它们在库房的时候，我们可以天天相伴，现在它们要回到墙上了，我可以帮助它们。”
塔在大学时代学过油画，她希望自己能成为画家，所以，当她开始清洗作品时，或者开始修复填充那些微小的裂纹，或者脱色之处，她都觉得自己幸运：她因此而触摸到那个画家的笔触。当她为脱色之处调色修补，她学到了那个画家的用色。“有时我觉得，好像这个画家在手把手教我，通过他对颜色的感受，对颜料的使用，特别是堆砌变厚之处，我能触摸到他的感情。”
这次不用塔说什么，我对这个温柔安静的女孩说：“你真是幸运。”
塔愉快地笑了下，好像一个放在愉快的句子后面的句号。
即使塔一直都不是当代馆的正式员工，她与当代馆的工作合同是每个月一签。当一个地方前途未卜，正处在减员压力的时候，塞尔维亚通常就给员工这样的每月合同，来减少企业的各种用工压力。不光是书店，这也同样发生在当代馆。因此，塔一直都不知道下个月，自己是否还能在这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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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燕持之以恒地描绘和剖析旅行中的世界与自我，用优雅清澈的中文雕刻出苍茫大地中的一山一水、无尽城池里的一室一窗，以女性的细密敏锐感知自然的终极神秘，并神游在与世界各地那些曾经的伟大心灵交流的内心世界中。到底是旅行滋养了她的文字，还是文学丰富了她的旅行，这还真是一件说不清的事。
——莫言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我游踪不比作者更广，观察不如作者那么深入，文笔不如作者那么细腻，翻阅她的书稿，我更自叹弗如——她写的虽是旅游，却在与不同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对话，在物我两忘的境界中感悟人生。她的书是写给每一个人看的，不在乎你是否曾经旅游，只要你愿意享受美丽世界、美好人生。
——葛剑雄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用文学语言和故事的方式来表达，陈丹燕旅行书系营造了这样一种气氛：就像在光线恰到好处的咖啡馆，那儿有柔软的沙发、浓香的咖啡、迷人的音乐，让你有种温柔的愉悦，会激起你自己去行走的渴望，或许还会改变你旅行的意义。
——潘耀明 世界华人旅行文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