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我用尽一生，只为寻你》：
同时，张幼仪的心里对二哥张君劢的感激之情，在今天涨到了顶点。二哥在她三岁那年解开了家人裹在小幼仪脚上的厚厚白棉布，放开了她的小脚。所以今天，她有了一双大脚。尽管这双大脚曾被家里的婆婆、姨妈、姐妹们很是嘲笑了一番，但大脚代表着“新式”呢。所以，今天的她站在这场西式的婚礼上，与西装革履的丈夫，看上去才能如此般配。
张幼仪此刻庆幸她有一双大脚，可她没有想到的是，她这位思想解放的丈夫从一开始，就没有将她的那双大脚放在眼里。就是到后来，也没有。
徐志摩不时瞅瞅身旁的新娘，想起两年前，父亲递给他一张姑娘的照片，说那是他未来的妻子。照片里的张幼仪看不到特别的好，但也不难看。只是生得有些黑，嘴唇似乎也厚了一些。其实，幼仪长着一张典型中国少女的脸，圆润而柔和，沉静的眼里刻着大家闺秀应有的大气端庄。可徐志摩没由来的一阵嫌恶。
他知道，这是父亲精心的安排。徐家的生意，张家的声望，门当户对，天作之合。但他并不满意这样的安排。这与他在学堂里学到的自由精神相距太远。如果这桩婚事被安排在十年以后，徐志摩也许会高喊着：“我要追求爱的自由与婚姻的权利。”并拒绝父母送给他的新娘。但此刻的他，没有。
也许是他的理想与追求还不够坚韧，也许是父母的命令与张家显赫的声望一起制成的牢笼太坚固，总之，那天他只是将自己的不满，变成了下垂的嘴角，吐出了一句：“乡下土包子。”他与所有中国包办婚姻中的男人一样，甚至没有花时间去了解未来的妻子，便用自己的妥协，将张幼仪日后的生命轨迹，扯进了自己的命运航道中。
这是一场西式的文明婚礼，却脱胎于一场旧式的中国礼制。这或许是徐志摩在面对这次婚姻时，最大的心结。这个结，不但捆住了他与妻子的情感交流，更捆住了他理想中的自由，阻挡他进化成新青年的通道。他觉得，自己尽管穿上了西装却与自己的灵府如此不搭调。新式的衣装，与这骨子里的旧，让自己显得这样滑稽。
徐志摩与张幼仪一起向“旧”妥协了。在那样一个新旧交错的年代里，徐志摩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要对抗的东西究竟是何等深刻，或许，他同样没有意识到，当他妥协的那一刻，他与“小脚”的女人并没有质的差别。但徐志摩毕竟曾立志，要“冲破一切旧”。只是在他还没有找到冲破的方式时，一切就在他毫无思想准备时发生了，而他灵魂的一部分仿佛还留在北京的锡拉胡同里。那里，住着蒋百里。
蒋百里是徐志摩姑丈的弟弟。他在早年留学日本期间，结识了当时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并拜梁启超为师。回国后，蒋百里时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他的身体里流淌着尚武的血液，怀抱着爱国的热诚。更难得的是，学贯中西的蒋百里，在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同时，在文学与史学方面也有极高造诣，他的书法也深具晋人气韵。
徐志摩在1915年考上燕京大学预科班时就住在蒋百里家。平日里，徐志摩与蒋百里谈时事，聊文学，评历史，讲政治；他敬蒋百里，爱蒋百里，虽然蒋百里长徐志摩十四岁，可徐志摩与他甚是亲近，无话不谈；他是徐志摩口中最亲的“福叔”。与蒋百里的交往，让当时的徐志摩意识到政治的重要性。在一次闲谈中，蒋百里曾对徐志摩说：“青年有了真才实学才能展鸿鹄之志，救国救民。你何不与他们一起出洋去，学西洋之长为已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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