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平，男，汉族，广西桂林人。现任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沿海企业与科技》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广西民族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李建平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田汉研究会理事、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会长。2004年参与广西区党委区政府重大课题《广西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工作，任课题研究组副组长。1998年获广西首届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合著的《桂林抗战文学史》获广西第二届文艺创作“铜鼓奖”、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主要研究方向：抗战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广西本土文化等。

张中良，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专业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出版专著《觉醒与挣扎——20世纪初中日“人的文学”比较》《荆棘上的生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小说叙事》等六部，合著《中国现代杂文史》《中国新文学图志》等多部，参与校注、撰述、选编、翻译著作多种。在《中国社会科学》《外国文学评论》等发表论文90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评论140余篇，散文130余篇。独自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础课题《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已结项。现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史通论》“五四卷”。

第十一辑，编者将目光投向香港。考察五大类香港抗战遗址；细数1935至1945年，香港六十余个救亡赈难团体的活动；探讨在“殖民地”史学、“本土主义”等因素影响下，什么才应是近代香港抗日的正确史观；详述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会自1992年成立以来，第yi次赴港开展抗战学术交流活动的情况；展现抗战时期内地与香港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亲情；主张从扎实的香港历史史料研究出发，冲破西方史学思维，建立准确的香港抗战史观。此外，书稿还涉及多个方面：一、“孤岛时期”，中国执政党与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斗争；哲学、社会科学在抗日救亡和思想启蒙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二、李宗仁“焦土抗战”“持久抗战”“抗战建国”理论，以及秦似先生向桂图赠书等抗战时期的故事。三、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对我国文学、木刻版画、电影、摄影等的影响。四、研究人员深入河北、广西、甘肃、新疆等地抗战遗址后撰写的调查报告；有关“重庆大轰炸”的重庆新编抗战档案文献等内容。带领读者重温抗战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香港抗战遗址考察略记

李建平

［摘要］香港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环境，以及特殊的战争战事，给这片土地留下了大量的抗战遗址和相关文物，内容十分丰富。香港抗战遗址可分作以下五类：日军罪行暨香港人民灾难遗址；英军抗日战场及其军事工事遗址；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活动遗址；抗日烈士暨死难同胞纪念碑和墓园；重要历史建筑和纪念物。香港抗战遗址是揭露日本侵略者侵略罪行的实证材料，是彰显香港人民反抗斗争的英勇气概的生动教材，是构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佐证，同时也为香港社会提供爱国主义教育和旅游观光的新鲜项目。发掘整理香港抗战遗址，具有极大的社会政治和学术发展的价值。

［关键词］香港抗战遗址；抗战文化；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十八天的战争”

香港，一座世界闻名、商业化程度很高的国际化城市，很难想象有战争遗址留存至今。2017年6月，我应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和香港精忠慈善基金会的邀请，第二次来到香港。此次香港之行，是参加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联合举办的香港抗日战争历史研究交流会和香港精忠慈善基金会举办的香港抗战史座谈会暨香港抗战遗址考察活动。短短三天时间的学术交流与田野考察，令我惊叹的是：香港现存有大量抗战遗址，香港有一批爱国敬业、扎实开展抗日战争史研究和努力传播抗战精神的文化人和企业家。他们也研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有大量抢救抗战文物史料、关切抗战老兵、传播抗战精神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可赞行动。由于尚未见到介绍香港抗战遗址的专论，我这里不揣冒昧，将此次初步考察的抗战遗址情况和收集了解到的部分资料做一梳理和总结，为今后深入开展香港抗战遗址调查工作做一铺垫与引导。一、香港抗战和二战遗址概况与历史背景

（一）香港抗战的三个阶段

1.香港沦陷前为第一阶段（1937—1941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开始全面抗战。香港各界人士心系祖国，自发成立各种社团支援抗战，民众抗日团体活动热烈。内地许多机构和文化人迁来香港，国民党、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都派出机构和人员来港开展秘密的或半公开的抗日救亡活动，香港成为内地抗战的后援基地、情报基地和对外联络窗口。此阶段的抗日斗争以抗日宣传文化活动和国共秘密机关的情报活动为特征。

2.“十八天的战争”为第二阶段

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英军组织了抵抗，但兵力少，战斗力弱，指挥混乱，香港保卫战只坚持了18天。12月25日傍晚，港督杨慕琦在半岛酒店签署了投降书。这段历史被史学家称为“十八天的战争”。此阶段的抗日斗争以军事战斗为特征。

3.香港沦陷后的三年八个月为第三阶段

从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1日英军重返香港，香港人民经历了三年八个月的黑暗岁月。此期间，日军“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以灌水、电刑、吊飞机、火烫等酷刑逼迫异己；漠视国际公约，虐待及残杀战俘，又大肆抢掠财物、强奸妇女，恶行罄竹难书”。此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派出人员进入香港，发动村民自卫，成立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到抗战胜利。此阶段的抗日斗争以抗日游击队的武装反抗为特征。

（二）四个方面的抗日力量及其活动

1.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属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抗日活动

中国共产党是香港抗战的重要力量。在香港抗战的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就在香港建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派廖承志任主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香港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物资转运、国际联络、情报信息等工作，廖承志参与创办香港《华商报》。毛泽东还多次电示廖承志与英方谈判，促进合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发表《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中，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抗战，大量牵制敌人，与抗日诸友邦实行配合作战。“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为配合香港的防卫战，在日军向香港进攻中，于广九线两侧地区主动袭击日军。”广东人民游击队领导人曾生、林平分批派出武工队进入新界，建立游击基地，发动民众保卫家乡，于1942年2月成立港九大队，队伍近千人，1943年12月正式成为东江纵队属下的一支队伍。游击队员们在日本占领下的香港、九龙及新界多处展开打击日军宪警、汉奸、土匪，为民除害，组织群众武装，保卫家乡，营救中国文化界人士及国际友人的行动，成为香港抗战第三阶段的主要力量。

2.国民党方面的抗日活动

抗战时期，国民党无法在香港公开活动，通过以“荣记贸易公司”为对外名称的香港办事处开展活动。一些机构迁港办公，如中央信托局、广东中央银行香港分行，还有军统局工作站、中统香港站、汉口国际问题研究所等情报机构在港秘密活动。一些国民党政要和著名人士如宋庆龄、宋子文、黄炎培、陈济棠等居港或访港，组织爱国抗日募捐和抗日宣传活动。在香港抗战的第一阶段后期，国民政府委派陈策出任中国国民党驻港总支部主任委员兼国民政府驻香港军事代表。据香港学者老冠祥博士的研究，陈策对香港抗日的贡献可以分为下列三方面：一是协助港英政府防卫香港。香港沦陷前，英国在香港驻军仅有六个营兵力，约1.5万人。陈策代表国民政府建议港英政府组织华人义勇军，并联络在华南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部协同作战，共同防卫香港，但英方未予应允。二是率领中外人士乘快艇逃离香港。在香港沦陷当天，陈策率领83名中外人士，包括26名英国军官、35名其他英国职级的官员以及平民逃离香港，途中遇到日军，快艇被击沉，多人遇难，陈策本人足部被折断，左手中弹负伤。三是宣传抗日。四是通过不同的方式营救香港英俘、英侨出险。

3.英军抗日军事活动

英军的抗日活动主要体现在“十八天的战争”期间。香港沦陷前，英国对战争威胁估计不足，轻敌麻痹，部署兵力不足，“在香港作战中，英军与日军的兵力、兵器对比为1∶3”。战争开始后，虽组织了战斗抵抗，但大多属于抵抗无力，轻易放弃阵地退却，致使主要防线醉酒湾防线过早失守。其时英方既未发动和组织香港人民参加保卫香港的活动，也未与内地抗日军队联络，共同开展保卫香港的战斗。在防卫阵地和多个海防炮台失陷、守军食水耗尽的情况下，香港总督于12月25日向日军投降。十八天的香港保卫战，“英军共阵亡1200余人，被俘万余人，日军只死亡600余人”。香港虽遭沦陷，保卫香港的军人却流芳百世。

4.民众团体及其救亡赈难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香港虽远离战区，但各界人士皆自发成立各种社团支援抗战，成立救亡赈济会社60个，另有20个国内单位在港设联络处。民众抗日团体活动热烈。香港学生赈济会是全港学生的抗日救国联合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十分出色。其组织“从1937年到1940年，为祖国造就并输送了一大批武装抗日和建设人才。学生运动中的一批骨干先后到了广东等十二集团军和东江纵队、珠江纵队、南路游击队等抗日部队，有的到了上海、重庆、延安等地从事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工作；有的继续留在香港，在日寇占领期间进行地下武装斗争和秘密活动”。其他民众救亡赈济团体的情况可参见邓家宙发表在本辑上的《抗战时期香港救亡赈难团体（1937—1941）简表》。

二、香港抗战遗址分类及其代表性遗址介绍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和勘查所见，香港抗战遗址暂可作以下五种分类：日军罪行暨香港人民灾难遗址；英军抗日战场及其军事工事遗址；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活动遗址；抗日烈士暨死难同胞纪念碑和墓园；重要历史建筑和纪念物。

（一）日军罪行暨香港人民灾难遗址

1.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遗址

圣士提反书院于1903年创立，校舍位于西营盘般咸道今香港大学所在地，1923年迁到赤柱现址。1930年，学校主楼建成。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港，学校被港府征用，学校大楼改作紧急军事医院，校园内设置英军防务的第二条防线，书院一带曾爆发激战。12月25日早上日军攻占圣士提反书院，200多名日军闯进医院实施大屠杀，56位负伤卧床的英军及加拿大军人和多位医护人员及学校职工被日军用刺刀杀死。据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提供的材料。有研究认为，“这一次大屠杀，被发现遇害者的尸体共有一百七十具”。此为日军侵港最大的一宗屠杀事件。

2.南石头惨案遗址

该址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南石路南石新村，邻近珠江边。遗址虽不在香港，但与香港民众密切相关，是香港人民不应忘却的一处日军罪行和香港灾难遗址。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后，日军借口缺粮，推行归乡政策，驱使十万以上的香港人乘船到广州。到广州后，被日军关入南石头难民营。这些人成了日军波字8604部队制造细菌战武器的试验品，基本死绝。仅广州纸厂1982年兴建职工宿舍挖地基时发现的尸骨就有几百副。难民营所在地现已是一片废置的厂房，尚存难民营围墙遗址、原难民营厨房、检疫所遗址等。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呼吁：“保护、发掘、重修南石头遗址，建立南石头惨案遗址纪念馆”，使之成为粤港最重要的抗战主题博物馆，成为两地市民回顾历史的鲜活见证。

（二）英军抗日战场及其军事工事遗址

1.醉酒湾防线遗址

醉酒湾防线是英军为了防止日军进入香港九龙半岛及香港岛，在新界南设置的大型防御工事，位置从葵涌一直延伸到牛尾海沿岸。醉酒湾防线于1936年开始兴建，至1938年基本完成，以当时进行中的城门水塘第三期工程作掩饰，防线建有多个防御工事，包括地堡、机枪阵地及战壕等等。英军称其为“东方马奇诺防线”，号称可以固守半年。1941年12月9日深夜至10日清晨，日军用了不到2天时间即攻破了防线中的核心部分——城门碉堡，使其防线瓦解，加速了香港沦陷。如今，醉酒湾防线还有55座遗迹保存了下来，核心工事是位于金山郊野公园的城门堡垒，由隧道、战壕和5座碉堡组成，至今仍然可以看到隧道的名字是按英国街道如牛津路等命名。

2.驻港英军三军司令官邸遗址

该址位于香港中环香港公园内的茶具博物馆。此处原是英军占领香港后最早的兵营所在地，后建成英军三军司令官邸。遗址附近还可以找到旧兵营的界石。在遗址的前侧，立有在香港保卫战中捐躯的加拿大温尼伯榴弹兵营奥斯本准尉的塑像。

3.鲤鱼门炮台

鲤鱼门炮台位于香港岛东部海岸。1885年，英军在鲤鱼门水道南面的岬角修筑鲤鱼门炮台。堡垒是整个防卫体系的核心，炮台建有十八间地下室，辟作士兵营房、弹药库、炮弹装配室及煤仓等，工程在1887年完成。堡垒内配备两门六英寸后装“隐没式”大炮，四周并建有壕沟。英军另于堡垒附近修筑多座炮台，包括反向炮台、中央炮台、西炮台及渡口炮台，依山势由东至西分布于岬角上。1941年12月8日，日军入侵香港，在其占领新界及九龙后，英军即加强鲤鱼门的防卫。守军曾多次击退日军的登陆部队，12月19日，日军第229联队从阿公岩登陆，双方激战后炮台被攻陷。现鲤鱼门炮台遗址仍能看到当年激战的弹痕。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英军收回炮台。1987年英军撤离，炮台废弃。鉴于鲤鱼门炮台的历史价值及建筑特色，市政局于1993年决定依托原炮台工事改建成一所以香港海防历史为主题的博物馆。整项计划耗资约三亿港元。香港海防博物馆于2000年7月25日正式开放予市民参观。

4.昂船洲西炮台遗址

该址位于香港西部的昂船洲。1881年至1905年，英国军队相继在此兴建了东炮台、中炮台、南岸炮台、西炮台、亚比安炮台及百夫长炮台，安置6.2英寸口径重炮6座。在1941年12月的香港保卫战中，负责驻守昂船洲炮台的，不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而是港英当局在战前临时招募平民组成的义勇军。战斗中，英军指挥官命令昂船洲炮台向攻占醉酒湾防线城门碉堡的日军开炮，然而义勇军操作不够熟练，部分炮弹打入了在碉堡南侧金山的英军阵地，炸向了自己的部队。战斗几天后，义勇军炸毁了炮台设施，撤回香港岛。

5.松林炮台（或龙虎山炮台）

该址位于香港岛龙虎山克顿道附近，邻近太平山和香港大学。炮台因位于松林之间，故得名。松林炮台有两个圆形炮台，周边有炮台守卫营房、指挥部、炮台、弹药仓、观测台、卫生间及掩蔽体等历史遗迹。遗址处安置有７块展板，展板介绍：松林炮台于1901年开始用了4年建成，位处海拔307米的高地上，为全港炮台之冠。1930年前后改装为空防炮台。1941年12月，日军侵港，松林炮台在对空作战中多次受到日军空袭和炮轰，其中一门高射炮遭日军击中，部分炮台设施也惨遭损坏。

（三）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活动遗址

1.港九独立大队西贡黄毛应据点遗址

该址位于香港西贡黄毛应村天主教玫瑰教堂。1942年2月3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在该处宣告成立，其后改成港九独立大队，属东江纵队司令部。当时港九独立大队共有队员千余人，大多为本地人士。港九独立大队组成后，积极对日军发动攻势，包括派遣短枪队攻击日军据点，阻截日军运输队伍，伏击汉奸；又发动“纸弹战”到处派发抗日宣传单；更与东江纵队护航大队互相配合，保护渔民及海上航道，破坏日军海上运输，并以炸药包、鱼炮、手榴弹、短枪等武器攻击日军。当地不少村民加入游击队，有的在后来的对日战斗中英勇牺牲。该址现由香港天主教区童军会占用。

2.秘密大营救中转站——杨家村

该址位于香港元朗十八乡杨家村，是东江纵队西线交通站。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港九交通要道，实行宵禁，在香港进行地毯式搜查。当时滞留在香港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范长江、乔冠华、高士其、胡风等，他们随时都有被害的可能。1942年1月至5月，经过周密的部署和策划，港九独立大队和其他抗日游击队成功营救出被困香港的爱国人士。杨家村，作为东江抗日游击队西线的重要交通站，成为这次大营救的中转站。杨家村位于元朗十八乡，村后的山路和荃湾相连，直通到醉酒湾防线的城门碉堡，经由东江纵队营救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在秘密护送下，从九龙出发，沿荃湾翻越大帽山，先来到杨家村住了一晚。翌日重新上路，沿着这条元朗交通线，避开日军检查岗，通过封锁线，渡过深圳河抵达落马洲，最后安全到达宝安抗日游击区据点。这次大营救被著名作家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3.港九独立大队活动地遗址——达仁书室

该址位于元朗区十八乡山下村。据参加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抗日老战士张广祥介绍，游击队常年在荒山野岭露宿，不进村子，为的是防止日寇报复屠杀村民。有时遇到暴雨天气，才悄悄进到村里的祠堂、书院等公共建筑避雨驱寒。山下村的达仁书室，是他们住宿的据点之一。当时女战士住书室的阁楼上方，男战士住下方地板。该址现为村里的达仁书室。

（四）抗日烈士暨死难同胞纪念碑和墓园

1.香港西贡烈士碑园

该址坐落在香港斩竹湾，是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于西贡的先烈而建立的，1983年由游击队老战士和西贡民众发起筹建，1989年落成。纪念碑园由牌楼、纪念碑、纪念亭和石碑组成，纪念碑矗立在中央园区，高约20米，“抗日英烈纪念碑”七个大字由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手书。纪念碑以步枪为形状，象征抗日的力量。纪念碑基座的“西贡抗日英烈纪念碑志”，记载着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历史。碑文写道：“抗战胜利，倏忽四十余年，往者已矣，我辈每念往日游击战士与地下工作者，抛头颅，洒热血，为国为民，前赴后继，献出生命。据可查考者已有七十人，黄土长埋，默默无闻者，尚不止此数。抗日先烈以鲜红热血谱写壮烈史诗，皆应铭记表彰，以慰英灵，以昭后世。”

2.香港战争纪念墓园

香港战争纪念墓园又称西湾国殇纪念坟场，它位于香港柴湾歌连臣角道，安葬着1500多名在香港保卫战中奋力抵抗日军入侵而阵亡的军人。墓园的简介写道：西湾国殇坟场安葬在抗战中牺牲及被俘后死亡者。坟场共有1578穴坟墓，包括406名陆军、67名空军、59名海军、20名本地抗战军人、8名商船队员及8名本地居民。当中有53名香港人，另有1013名英国人、283名加拿大人、104名印度人、72名荷兰人、33名澳洲人、1名新西兰人、1名缅甸人及18名其他外籍人士。

3.大浦抗日烈士纪念园

该址位处大浦乌蛟腾村新娘潭路旁。香港沦陷后，当地村民参加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抗日斗争，大浦乌蛟腾村成为港九独立大队的抗日情报基地，有多名村民被日军杀害。香港重光后，村民于1951年兴建了高约1米的抗日烈士纪念碑，纪念9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村民。入口牌坊有楹联：纪昔贤满腔热血，念先烈弥世功劳。纪念园占地不广，仅有一座纪念碑和两座碑文，园内的主体建筑是纪念碑，呈高尖形，正面直书“抗日英烈纪念碑”，由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题写，碑题和题字者和西贡斩竹湾纪念碑相同。基座横书“浩然正气”。纪念碑旁有两个矮身碑文座，中、英文各一，扼要叙述乌蛟腾村民的抗日事迹。纪念碑原建于乌蛟腾山坡下，2009年12月迁于现址重建。

4.香港圣公会圣约翰教堂及其英军烈士墓

圣公会圣约翰教堂于1847年奠基，是香港第二古老的建筑物。日军占领香港期间（1941—1945），教堂被日本人用作其俱乐部。很多原先的装置和设备都被拆去，包括原先由英国William Morris公司设计的彩绘玻璃窗户。在教堂的西北方，塞尔特式十字架附近，有英军士兵麦克斯韦（Pte. R D Maxwell）的坟墓。据邓家宙博士介绍，该士兵为护旗手，在参加香港保卫战中负伤，阵地失守后，他带伤护旗撤到教堂，因伤势过重而去世。他是天主教徒，该教堂人士将他埋藏于此并立碑纪念。

（五）重要历史建筑和纪念物

1.香港和平纪念碑（Cenotaph）

香港和平纪念碑也被部分香港机构及媒体称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该碑位于中环遮打道，于1923年竖立，高约20米。该碑原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阵亡的军人，碑的正面刻有中文“英魂不朽 浩气长存”及英文“THE GLORIOUS DEAD”字样，上方刻有“MCMXIX”罗马数字，代表1919年——凡尔赛和约签订的年份，下面为“1914—1918”。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殉难者，在原“1914—1918”字体下方增刻“1939—1945”，表示两次世界大战的年份。纪念碑两侧有象征悼念亡者的花圈雕饰，顶部为放置花圈的石棺雕饰。香港的和平纪念碑建于一个十字型台阶上，四周为平时封闭的草坪。每年的抗战胜利纪念日，特区政府会在和平纪念碑前进行纪念活动。

2.半岛酒店

半岛酒店位于香港尖沙咀梳士巴利道22号。半岛酒店开业于1928年12月11日，有“远东贵妇”的称号，是当时全亚洲首屈一指的豪华酒店。当时的建筑物有七层，呈H型。1922年酒店动工兴建，1926年竣工，其间曾一度被英军进驻作为临时军营。1941年12月25日傍晚，港督杨慕琦乘天星小轮到半岛酒店签署投降书。香港沦陷期间，半岛酒店曾被日军征用作为指挥中心。半岛酒店是香港抗战的重要见证物，富含历史内涵。

3.护港战士奥斯本塑像

在香港中环的香港公园里，有一尊战士塑像，是纪念护港战士约翰·奥斯本而立的。1941年12月19日，加拿大温尼伯榴弹兵营A连在毕拿山与日军激战，时任准尉的奥斯本在战斗中为了掩护周围的6位战友，扑在日军投来即将爆炸的手榴弹上面，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战友的安全。后来，英国政府向他追授代表最高军事荣誉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港英当局还将九龙塘兵房命名为“奥斯本军营”，以资纪念，并立此塑像。这尊塑像原本安放于原驻港英军奥斯本营区（现驻香港部队九龙东营区），香港回归祖国之前移至现址。

此外，应该还有名人旧居与文化遗址、民众救亡赈难机构（团体）活动遗址等类别的抗战遗址，目前尚未着手调查。

三、香港抗战遗址的价值

（一）揭露日本侵略者侵略罪行的实证材料

抗战遗迹、遗址、遗物，是抗日战争的现实呈现。日军罪行暨香港人民灾难遗址，是揭露日本侵略者侵略罪行的实证材料。其中，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遗址和南石头惨案遗址尤其令人震惊。历史实难忘记。发掘整理抗战遗址，是保护自身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香港亦当如此。

（二）彰显香港人民反抗斗争的英勇气概的生动教材

香港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不仅有英军“十八天的战争”，还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民众抗战的大量重要抗日活动，尤其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抗日游击战最为壮烈。香港现存抗战遗址，反映了香港人民抗日斗争的史实，表达了香港人民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意志，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

（三）构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佐证

香港抗战遗址，反映了香港抗战历史的厚重，彰显了香港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力量与气概。香港抗战史是中国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抗战遗址即是香港人民抗日战争史的历史佐证。

（四）为香港社会提供爱国主义教育和旅游观光的新鲜项目

发掘整理香港抗战遗址，不仅对香港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为香港社会提供了极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旅游观光的新鲜项目。

香港自19世纪40年代被英国强力租占，时间长达100多年，香港社会对英国治理的程序已成习惯，祖国的概念在年轻人中渐渐淡化。抗日战争，使香港与祖国的命运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抗战遗址，就是这种香港与祖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历史见证。今天整理展示香港抗战遗址，能进一步增添香港人民的爱国主义自豪感和归属感，在学术研究方面，能帮助香港学术界修订香港发展史，在教育工作方面，能指导青少年清楚认识香港历史和祖国抗日斗争史，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内地到香港旅游的人员越来越多，在香港参观的项目，大都是游乐型、商务型和观光型的。整理和展出抗战遗址，能开辟新的旅游类型和项目，展示香港魅力的另一面。香港海防博物馆是较成功的一个例子，还可以再扩大些，如组成香港历史遗迹旅游线、香港军事遗址旅游线、香港抗战史迹旅游线。历史遗产与旅游消费相结合，旅游行为的层次更高，历史遗产也可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抗战遗址应是历史遗产中具有极大魅力的一部分，我们应加以重视和利用起来。

作者简介：

李建平，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国抗战文化、抗战遗址保护利用。

本辑关注:香港抗战文化

近代香港抗日的正确史观——兼评近期香港激进青年的言论　赵雨乐/1

香港抗战遗址考察略记　李建平/12

抗战时期香港救亡赈难团体(1935—1941)介绍　邓家宙/23

思潮与运动

中国共产党与孤岛时期上海文化界抗日斗争述略　韩洪泉/45

哲学社会科学对抗日救亡和思想启蒙的贡献　魏华龄/54

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市场经济　文丰义　时建红/66

《战时日本》：抗战时期研究日本之代表性期刊　陈桂香/77

《文学创作》生长环境探析　刘铁群　何泳锦/84

人物研究

李宗仁抗战理论探要　黄伟林/90

秦似与桂林之缘及其向桂林图书馆赠书概况——兼谈秦似研究现状　钟　琼　林艳红/100

文本论析

阿英《敌后日记停翅小撷》解读　张中良/107

简析陪都重庆的游记小品　郝明工/118

“画了一段历史的侧面”——论李广田《引力》的战时景象　刘正忠/126

抗战艺术研究　　

“他者”的视界——论何非光与华语二战电影　邵瑜莲/137

“仓库画家”的妥当性：林风眠在抗战时期的活动　漆　麟/149

广东梅州抗战木刻版画研究　张明学　蓝明箭/163

桂林抗战文化城的新兴木刻版画　陆　璎/175

文化遗产保护

南口战役战场遗址的调查、保护与利用　蒲　元/187

广西壮族自治区抗战遗址调查报告　李建平/200

甘肃省抗战遗址调查报告　陶志红　王建平/23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抗战遗址调查报告　文丰义　李建平/244

史料研究

重庆新编抗战档案文献初探　闫　峰　王兆辉/250

瞬间定格凝聚的民族精神——《抗战时期的桂林影像》编撰与出版　文丰义　吕嘉兴/257

评论与争鸣

重温抗战历史　传承抗战精神——评《中国西部抗战遗址调查与保护利用》　何成学/263

尊重历史　去伪存真——与《桂林抗日战争美术史》主编李普文商榷　杨益群/267

研究档案库

香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度交流——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赴港交流团考察香港历史述略张　燕/277

广西各地抗战文化活动研讨会会议综述　曾　祁/286

“中国知网”《抗战文化研究》发行与传播统计报告　/289

后记　/293

征稿启事　/294

关于稿费支付的声明　/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