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神坛的牟宗三/中国哲学新思丛书》：
心学的这种特点有其优越性，但也容易走向反面，成为它的缺点。良心本心内在己身，把握起来说容易也容易，说艰难也艰难。说其容易，是因为良心本心遇事必然当下呈现，想遏制也遏制不住，只要不受利欲的引诱，自然可以达成善行，从此一知百知，一了百了，境界大开，净洁快活；说其艰难，是因为良心本心的呈现是一种直觉，能否把握全在个人体悟，如果体悟不到，则迷蒙混沌，茫然无知，百思不得其解，于师亦无办法。心学的这种缺点到明代中后期开始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有所悟者常将其所悟张扬夸耀，把良心本心说得玄而又玄，脱离人伦日用，令一般人难以理解接受，由此构成王门后学的一大流弊，即所谓"超洁者荡之以玄虚"；无所悟者迫于心学日盛的精神压力，不得不附庸风雅，表面上装出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暗地里贩卖私家勾当，一是皆良，由此构成王门后学的另一大流弊，即所谓"猖狂者参之以情识"。
明末王学两大流弊日盛一日，蕺山自觉承担起救治之责。蕺山创立慎独之学，一方面区分意与念，另一方面划分心与性，希望以意的力量对念加以对治，以性宗的力量对心宗加以限制，使其不至于泛滥而无收煞。三系论正是沿着蕺山这一思路发展而来的。牟宗三将先秦《论语》《孟子》列为一组，《中庸》《易传》列为另外一组，特别强调后一组天道、性体的客观性意义，将历史上不特别看重的五峰、蕺山单独列举出来，试图借助天道、性体的特点，以性体之"纲纪之主"对心体之"主观之主"加以制导，克服王门后学的种种流弊。不管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如何，这种"接着"蕺山讲的问题意识，本身就直接切入了儒家心学的软肋，其理论意义不可低估。
自孔子继承西周礼乐之制，提倡学诗、学礼、学乐以来，礼的学说也成为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经过荀子、朱子的薪火相继，到了宋代有了极大的发展。礼学的重要特点是，重视学习和认知，强调一个"智"字。孔子重智，原本是因为先前遗留下来的周代礼乐之制具体而繁缛，不认真学习就不能掌握，但后来这一思想的内涵有了细微的变化，由狭义的学诗、学礼、学乐（也包括学道）转变为在成就道德过程中的一般性学习和认知。不管是荀子的"虚壹而静"，还是朱子的"格物致知"，所强调者莫出于此。朱子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尤为重要。朱子特别重视《大学》，将其视为初学入德之门，无非是看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顺序，而其强调的"以其然求其所以然"，"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更在孔子智的思想中加进了哲学式反思的内容，大大丰富了孔子这方面思想的内涵，预示了一个极有潜力的发展方向。经过朱子的努力，由伊川至朱子的理学终告成立。无论是证之于古代中国哲学还是借鉴于现代西方哲学，无论是理论的考辨还是实例的分析，都可以证明，学习、认知乃至哲学式反思在成就道德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丝毫否认的。因此，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不仅在学理上有合理性，而且在逻辑上有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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