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1968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古希腊化研究，曾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上海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著有《希腊化研究》《希腊化世界》等多部专著，译作有《古典学的历史》《全球文明史》《全球史》等，并主编多套有深远影响力的丛书，如《新史学》等。

　　洪庆明，北京大学欧美近现代史博士，师从北京大学研究法国史的著名学者郭华榕教授。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欧美近现代文明史、法国社会生活史，译有《20世纪世界史》《法国大革命的降临》《私人生活史Ⅱ》等。

　　　“历史学的国际化”这个主题源自美籍日裔历史学家入江昭教授在1988年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的演讲，主要阐述了自己用国际化的视角研究历史学的观点，后来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本书除入江昭的点题之作外，还收录了徐国琦、郭华榕等诸位名家的多篇精彩文章，视角丰富多元。

　　历史学的国际化

　　［日］入江昭 文  屈伯文 译

　　历史学是一门世界性学科，至少，作为一个美好景象，它似乎在今日的许多历史学家那里得到了认可。最近几位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提及并确证了这种美好景象。伯纳德·贝林将史学研究称作“一项国际性的事业”，并指出了日益增长的“平行信息的跨国交流”。约翰·富兰克林写到“学术研究无国界”。威廉·麦克尼尔则谈到“治史的道德责任”，此种责任的用意在于培养“一种个人对全人类的胜利、痛苦均感同身受的意识”。历史学在最近100年里似乎走过了一段漫长路程。在本协会成立之时，“历史学”很多时候是指欧洲史尤其是美国史。协会据说是以保存历史文稿、推动“美国史以及在美国的历史的研究”为己任。乔治·班克罗夫特（1885年的协会主席）宣布美国历史协会献身于“美利坚合众国的事业”。

　　四年前，在纪念协会成立100周年的主席就职演说中，阿瑟·林克指出：在协会成立到如今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历史协会的会员、领导人的状况日益趋向多样化”；一种“值得玩味的世界性”在所有历史领域、世界各地发展起来。今天，协会有13000名会员，他们代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论和专业，诸多种族群体，几乎所有的年龄段，还有大量的国家。最后一点对我来说尤具特殊意义，因为虽然本协会名为“美国历史协会”，很久以来它就是一个国际性的历史学家的共同体了。从起初开始，它便向所有国家的历史学家敞开大门，时至今日，有超过40个国家的学者隶属于它。超过500位会员有海外通信地址，而其中一些确切无疑的是美国历史学家，他们住在海外，其数目相比住在美国的外国学者还要多。一些最杰出的外国历史学家已被选为美国历史协会的荣誉会员。从1885年的利奥波德·冯·兰克开始，荣誉会员的身份已被授予全球各地的学者们。前来访问的历史学家频频参加我们的年会。另外，美国历史协会赞助并派遣代表参加了许多国际性会议。

　　这些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起点，它们验证了美国史学专业无与伦比的开放性与活力。在我对这种开放性深表谢意之时，可以肯定的是，我是以美国所有出身国外的学者们作为谈话对象的。虽然如此，我深深地相信：美国历史协会的使命，不仅在于重新确认这种开放性、世界性的传统，而且要对其加以扩展。今天，我们需要做出更多努力使这门学科国际化。在一个层面上， 它要求美国与海外史学团体之间确立更紧密的联系；在另一层面上，此举包含着对具有普世意义的历史主题、观念的寻求。再有一个层面就是，每个历史学家必须要对他（或她）的学术成果如何在世界其他地方被翻译出来给予更多注意。我想就国际化的这三个方面略抒己见。

　　与国外史学团体建立更紧密的联系需要具有奉献精神以及勃勃雄心的主动性，这在我们的一位前主席刘易斯·汉克身上可以得到证明。若干年前，他对其他国家教授、讲习的美国史进行了考察。在此过程中，他与精于北美史的500多位外国学者进行了交流，他的这种主动性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遗产，为我们推动史学行当的国际化增添了力量。作为朝此方向迈进的一步，美国历史协会、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以及美国研究协会创建了一个与国际学术交流有关的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让海外历史学家（尤其是美国史方面的历史学家）可以更好地与美国本土的美国问题专家展开交流，它寻求通过这个途径加强我们与海外历史学家的联系。对美国史给予特殊关注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美国是美国史这个史学分支的中心，而对于其他国家的美国问题专家做了什么，美国本土的专家们并不总能掌握相关信息。海外的美国问题专家若想与我们这里的历史学家展开交流，他们并不能享受到那样多的机遇。我们甚至能看到这样的趋势：在英国、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还有日本，美国问题专家的人数或许在减少。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历史协会为扭转该趋势而应该做些什么的问题应被提上它的工作日程。另一方面，在苏联、南斯拉夫、东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类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研究或许已进入一个成长期。很显然，推动这样的发展可谓刻不容缓。举一个或许是最引人瞩目的例子，美国、中国史学研究团体之间的联系在过去若干年变得非常的紧密。在国际交流学者协会、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乃至其他组织的支持下，来自美国的高级美国问题专家（其中许多人是本协会成员）访问了中国。他们为许多中国听众开设讲座，组建美国研究工作室，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学者加入，还向中国境内的各大学图书馆捐赠图书。就中国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建立了许多美国研究协会，现在，中国学者还组织起来，加入在美国的一个中国历史学家协会。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也展开类似行动，美国历史协会可以更直接地参与推动这类学术联系的建立。

　　虽然如此，仅仅推动其他国家的美国研究（通过将美国历史学家在本土所做的工作复制到其他国家）还不够。这样一种交流是单方面的施与。更富成果的交流应该是（而且，从过去以来即是）这样的：来自美国本土的美国历史学家不仅与海外的美国问题专家，而且与其他的历史学家展开交流。由此，他们的视野便会拓宽，他们自己的想法也逐渐得到调整，这样，美国史不仅被看作国家的历史（乃至跨大西洋历史的组成部分），而且被视为人类历史的一个方面。

　　此种人类历史互相关联的观念是我接下来要探讨的一个主题。如果来自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相遇，交流专业信息，在没有共同探索更大范围的历史主题的情况下就分道扬镳了，那么，这样的国际交流没什么意义。对我来说，甚至在他们交流地方性的知识时，他们似乎也应该将这类信息对其他人有什么意义的问题铭记于心。此举通过另一种方式提示我们：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历史学家努力探讨的问题应该有着超越地域界线的意义。如果学者们将各自零散的专业知识化为更具普适性的语言，并且探索封建主义、奴隶制以至现代化等现象在不同国家的意义，如此，他们便创造了国际学术合作的最佳范例。“可以国际化的”主题清单是无穷无尽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美与真的定义，社会正义，反抗暴力的自由，保存记忆的斗争……诸如此类的基本问题应可为不同国家的学者提供交流的话题。历史学家可以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就这些主题的比较研究展开合作，由此而确证历史学属于整个人类，而不是在它之下的不同人群。

　　正如以上评论所指明的，历史学的国际化或许与比较史学的推进是一回事（在我们对世界不同地方的观念、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意义上）。虽然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趋势（至少是在一些比较史学的著作中），它强调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差异或各地社会发展状况的特殊性。对不同国家社会、政治或思想潮流的比较通常以重申它们的独特性而告终。人们对世界某个地方与另一地方的观念、制度比较得越多，它们之间的差异便趋向于以越发明显的形式出现。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对我来说，确证地方、国家或文化之间的差异似乎是与国际化的理想背道而驰的。我们所寻求的历史学的国际化如果发展到一个程度，使得我们的工作仅仅是将历史学国家化了（从强调各国历史学发展的独特性的意义上说），那么，这会是一桩不幸的事情。有时，尝试着对历史进行去国家化的工作或许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使历史学国际化，也就是寻找对众多国家（而非局限于特定人群）具有普遍意义的那些主题与回应。

　　有人或许会说史学（至少是现代史）研究已然经历了国家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冲突。我相信两者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视角，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会举我自己的专业领域国际关系史为例。在一个层面上，国际关系史不过是不同国家历史的总和，它探讨的是国家对国家的行为。该领域的大多数大作均属此类研究，其着眼点有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国家权力、国家声望、国家对外政策的类型，诸如此类。由于国家的利益和相对权力提供了重要的概念框架，如此，国际关系史中的大多数专著是对列国间危机、冲突、斗争、战争的研究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这还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关战争的研究要比有关和平的研究多得多。聚焦冲突看似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国家仍是基本的研究单位。这就是我所谓“国家化”的意思。

　　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史寻求超越国家的分析层面，并将整个世界作为研究框架。除了考察各国的行为，历史学家还提出了不同的世界体系（或国际体系）概念，这种结构为个体国家的存在确立了条件，它们的政策是对这个结构的回应。学者们据此创造了“欧洲协调”“俾斯麦的欧洲秩序”“凡尔赛条约体系”“华盛顿会议秩序”之类的概念。各大国以不同程度的热情接受了所有这些对国际秩序的定义，而国际秩序的稳定或动荡反映的是世界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差异。这些体系作为概念建构基本上是从权力方面着眼的，虽然如此，某些学者突出了国际经济体系或制度，用来指称19世纪由英国维持的、国际经济交流的金本位制，以及“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诸如此类。由此，我们既可用权力体系也可用经济制度来概括国际秩序的特征。这样的体系或制度如何影响不同国家，它们怎样得到国家的支持或被后者摧毁，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一系列关键性问题摆在国际关系史家面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们可以对其展开联合研究。

　　或许，有待加以广泛研究的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便是一个既定国际权力体系与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者常常（虽然并非总是）可以互换。在19世纪，人们可以说，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由英国海军与商业提供支持）既有权力内涵，又有经济内涵。我们也可以说，帝国主义既是一个权力体系，也是一个经济关系体系，身在体系中的霸权国家控制着与属下万民有关的诸般事务。虽然如此，以权力和全球经济秩序定义的两种国际体系，有时亦会有一条鸿沟横亘其间。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欧亚的势力均衡赖英国、法国和日本加以维持，但世界经济中无可争议的领袖是美国。由此，国际权力关系和国际经济体系之间便存了间隙。到今天，国际秩序的“权力”方面或许可以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均衡来概括其特征，但这种均衡并不与全球经济交往的结构相对应。这类间隙对整个世界的稳定或动荡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各国历史学家可以合作研究并能取得丰硕成果的问题。

　　最后，我认为国际关系史家还需投身于文化问题。有人问得好：针对国际体系，我们能不能提出一种文化的向度？除了探讨强权的兴衰或一个经济体系的创建与崩溃，我们还可以谈论全球文化潮流的兴起与衰朽吗？表面上看，如果仅仅基于这样一个理由—文化指的是私人性、地方性、狭小范围内的事情（用贝林的话来说，“内心的世界观—共享的态度、回应以及‘思维方式’”），那么做上面提到的事情似乎是不可能的。按照这样的定义，文化有着依时空条件而变化的特殊性，这样，在某些宏大而模糊的事物（比如国际秩序）的背景下谈论文化或许会显得荒谬。虽然如此，探索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仍是有价值的，因为归根结底，私人与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早就被定义为一个关键的历史问题。

　　就事实而言，国际关系史家一直在考察文化问题，哪怕他们并未明显地提到它们。举一个近期的著名事例，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虽然标题听上去很传统，在这方面却充满了切中要害的洞察力。该书比较了列国在军事、经济上的相对地位，另一方面，它又指出竞逐权力是一种随处可见的人类境况。大国有兴有衰，有一件事情看起来却是亘古不变的：世上男女的权力取向（至少在他们将自己组织到国家实体中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谈到了一种跨越国界的驱动力，定义了生活在国际社会中的人类文化。与此同时，肯尼迪还暗示：在定义人际关系时，人们选来倚为助力的并不全是权力。在该书末尾，他征引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国际事务观念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亚当·斯密的看法。李斯特提出了一种“权力”定义，据此，国家存在的目的在于集聚权力，应付可能的战争。而斯密强调了并不必然隐含敌对关系的经济交往。李斯特与斯密，独立自主与相互依赖这两种不同景象，人们对世界所设想的冲突与和谐两种状态，所有这些对立并非西方思想家的专利。同样的二分法亦在古代中国的武（力量）—文（文明）概念中有所显现，毫无疑问，其他社会也提出了类似的极性概念。当然，问题的实质并不纯在于简单的对立，关键是无论李斯特还是斯密的表述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它们设想了不同的国际秩序景象，并且告诉我们：无论是权力关系还是经济交往都是没有思想的自动反应；与文化有关的一些假定，以及文化与世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制约了人们对追逐权力或强调经济利益的选择。

　　在这些假定中，最流行的莫过于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观念了。极具影响的法国作家古斯塔夫·埃韦在20世纪10年代指出，随着资本、人流跨越国界的流动，国内与国外产品、人口之间的界限渐趋消失。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国际规条会被颁布出来，用以制约人们的行为。资本家和工人由此而走向国际化，他们会竭力避免导向战争的灾难性竞争。埃韦断言19世纪“是民族主义的世纪。20世纪会是国际主义的世纪……最终会出现一个欧洲合众国和美洲合众国，可能还有一个世界合众国”。这种国际主义是对斯密的回应，在本世纪（指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尤其风靡于美国。或许是由于对纯粹以权力为导向的外交事务观念有所不满，并且对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怀有深切信念，美国的历史学家贡献了许多有价值的国际主义研究成果。从事这项工作的先驱之一、晚年的沃伦·屈尔在许多场合断言：如果没有对塑造国际主义的那些力量加以足够关注，没有任何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是完满的。让人欣慰的是，近期以来，美国和苏联的历史学家一直在主办大量的论坛，探讨国际主义的意义。　

　　专 论 / Research Articles 

　　［日］入江昭 文 屈伯文 译 

　　历史学的国际化

　　徐国琦

　　我们应该如何研究世界史？

　　［英］彼得·伯克 文 张小敏 译

　　模糊的历史

　　郭华榕

　　“历史是什么”刍议

　　［比利时］克里斯蒂安·拉埃斯 文 杨美姣 译

　　古罗马时代的童工奴隶

　　唐均

　　吐火罗人内亚城邦文化的语源学记忆

　　刘耀春

　　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意大利城市广场的 装饰符号（Ⅱ）： 军事将领与君主的塑像

　　梁民愫

　　20世纪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阶段特征及实践效应论析

　　肖超

　　路加：基督教史学的初始构型

　　陈勇

　　1427年佛罗伦萨“卡塔斯托”税制改革：背景、争论及其内涵

　　王伟宏

　　18世纪英属新英格兰的消费革命与勤劳革命

　　朱兵

　　求解“马基雅维里之谜”：哈维·曼斯菲尔德的探索

　　评 论 / Review Articles 

　　付亮

　　浅析“社会规训”范式在意大利宗教史研究中的出现、发展及其问题

　　万澍

　　《鼻尖之战，围城滋味：一部美国内战的感觉史》读后

　　韩琦 徐睿

 　　“外围”国家对外关系的思考与探寻——读《独立以来拉美外交思想史》

　　焦姣

　　探索美国经济公民权的性别生成——评艾丽斯 · 凯斯勒—哈里斯《追寻平等：20世纪美国的女性、男性以及对经济公民权的追求》

　　杨军

　　库尔德犹太人的前世今生

　　奚昊捷

　　中国人如何撰写西方史学史？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暨纪念耿淡如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光启学术 / Guangqi Academics 

　　王晨

　　《岁时记》 第一卷第1—100行译注

　　Contents and Abstracts 

　　征稿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