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死刑制度研究/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第三辑）》：
2.御史台的审判程序
唐前期御史台的审判主要由侍御史负责，唐后期则主要由侍御史和殿中侍御史掌管。《唐六典》记侍御史推鞫狱讼之职时说：“凡有制敕付台推者，则按其实状以奏；若寻常之狱，推讫，断于大理。”③可见御史台的审判权是比较特殊的，如是重大案件，审完后要奏请皇帝裁夺；如系一般案件，推问完毕后，要送大理寺定罪量刑。也就是说，御史台没有最后的断案权，或者说它只审而不判，虽然所审案件的实情决定着最后刑罚的裁量，但毕竟定罪量刑这一最后环节也很重要，而御史台的审判权恰恰缺失了这一环节。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御史台官员并非专职法官，而大理寺法官是经过比较特殊的程序挑选出来的，④就对法律的熟悉程度来说，御史显然无法与大理寺法官相比。另一方面，御史台职本弹劾，主要是弹劾官员的违法行为，由弹劾而来的鞫审权是附带的，御史台没有获得完整的审判权，也是它尚未脱离根本职责的反映。所以《通典·职官六·御史台》说，自开元中御史大夫崔隐甫废除御史台狱以后，“罕有闻风弹举之事，多受辞讼，推覆理尽，然后弹之。”
唐代现实中，御史台审案基本是按照此规定执行的。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杨炎罢相，宰相卢杞谋倾之。“（杨炎之子）弘业赇赂狼藉，故杞引（严）郢为御史大夫按之，并得它过。（赵）惠伯为河南尹时，尝市炎第为官廨。御史劾炎宰相抑吏市私第，贵取其直。杞召大理正田晋评罪，晋日：‘宰相于庶官比监临，计羡利，罪夺官。’杞怒，谪晋衡州司马。于是当监主自盗，罪绞……会狱具，诏三司同覆，贬崖州司马同正。未至百里，赐死。”①
此案就是由御史台先审得实情，然后由大理寺定罪量刑。当然，大理寺官员迎合卢杞意旨，定罪量刑并不适当，而且，由于此案主犯是前宰相，所以也没有按照一般的大理寺定罪、刑部复核的诉讼程序，而是由三司使复核。
上面的杨炎案是台推寺断的实例，下面的李少良案和宇文鼎案则是台推帝断的证据。大历六年（771年），李少良抗疏奏闻宰相元载的罪恶，于是将李少良留于禁内客省，准备嗣后详查，这时李少良的朋友韦颂来访，李少良将自己的密奏内容告诉了韦颂，韦颂又漏泄给了元载，元载便反诉李少良，“乃奏少良狂妄，诏下御史台讯鞫。是时御史大夫缺，载以张延赏为之，属意焉。少良以泄禁中奏议……（元载）奏于上前，上大怒，并付京兆府决杀。”②又，文宗时，卢弘止“入拜侍御史。华州刺史宇文鼎、户部员外卢允中坐赃，诏弘止按讯。文宗将杀鼎，弘止执据罪由允中，鼎乃连坐，不应死。帝释之。”③
（二）御史台监狱的演变
御史台虽然没有最终的定罪量刑权力，但是却具有独立的审问案件的权力，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御史台监狱的设置。
前已述及，唐贞观末以前御史台很少独立审问案件， 《通典》云：“（御史）旧制但闻风弹事，提纲而已。（旧例，御史台不受诉讼。有通辞状者，立于台门，候御史，御史径往门外收采。知可弹者，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永徽中，崔义玄为大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状题告人姓名或诉讼之事。）其鞫案禁系，则委之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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