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宗大德昌臻法师的一生》：
张祥稣的母亲童氏，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在母亲精心养护和教育下，张祥稣幼年时就品行端正，才智超群。拜师读书以后，更是奋发努力，成绩斐然。回乡后，张祥稣第一次参加考试便取得生员的资格，成为一名秀才^但在其后的乡试中却多次遭到挫折。虽然乡试失败，但他还是进入了政界。因为按照当时的惯例，他可以依次进入官场授予一定的职务。他最先担任中书舍人，以后又授予户部湖广司郎中，被派到四川雷波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后来升职为道员。受命为官，虽然能够光宗耀祖，但张祥稣却希望能够回家侍奉父母，以尽孝道，因而对仕途没有兴趣，不愿进一步升迁。但大府（指总督、巡抚之类的高官）很赏识他的才干，任用他作顾问，以备咨询。
这时，已经是清代末期了，光绪皇帝眼看国势日益衰落，外患内忧交织，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鼓励和积极参与下，决心维新变法，以挽救日益衰亡的国家。鉴于当时的政治制度陈旧落后，法令松弛，早已不能适应新的内外环境，于是效法西方国家，下诏立宪，命令各省设置谘议局，广泛地了解和搜集民意，提出有益的建议，以利于改革的推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张祥稣因为其卓越才华和崇高声望，被推选为四川省咨议局的议绅（即议员）。而张祥稣也打算借此为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积极参与到谘议局的各项工作当中，反映了许多社会问题和民生疾苦，针对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病，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虽然张祥稣怀有满腔热情，但是实际的情况却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如果你出于良心说真话，反映真实的民情民意，而这些言论和建议又触犯了那些掌权者的既得利益，他们不但不愿意采纳，还要千方百计地歪曲、诬蔑和打压。经过多次的努力和较量，张祥稣终于彻底失望了。眼见国家的政治和民生状况日益恶化，他只当了两年的议绅，就毅然退出了谘议局。从此以后，他不参与政治，只想在地方公益事业上有所作为，积极投身到慈善事业中，只要有益于地方百姓，可以纯洁民风民俗的事情，他都日夜操劳，精心规划。
清宣统辛亥年（1911）的秋天，在四川发生了著名的“保路运动”。事件的起因是当时的清政府下令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借“国有”之名把该铁路的利权出卖给西方列强。清廷的这一做法，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因而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激烈，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当时新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忠实地执行清廷的旨意，诱捕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及“川路股东会”的领袖蒲殿俊、罗纶等九人，其中包括张祥稣的女婿颜楷。消息传来，一时群情激愤，人们像潮水般地涌进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九人。赵尔丰下令士兵开枪，当场打死请愿群众三十二人，打伤无数。对于督署内外被枪杀的群众，赵尔丰竟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第二天赵尔丰又下令官兵对奔赴城内请愿的外地群众开枪，击毙数十人。这就是著名的“成都血案”。就在成都血案发生的第二天，四川各地的“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进攻成都，并占领了多个州县。保路风潮遂由“保路同志会”的以和平方式争取路权演变成全川“同志军”的武装大起义，最终导致了辛亥十月的湖北“武昌起义”，从而结束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
“川汉铁路事件”发生的时候，张祥稣忧心忡忡，一方面，他感到清廷出卖“川汉铁路”的股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卖国行为，同时也是对包括四川在内的川、鄂、湘、粤诸省广大民众的一种赤裸裸的掠夺（除川汉铁路外，朝廷同时还将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因为“川汉铁路”不属于官办，而是属于民办的有限铁路公司，其资金采用的是“田亩加赋”的办法，抽收“租股”为主的集股方式的自办铁路，也就是说，在四川，凡是拥有土地的人都是川汉铁路的股东。而被总督赵尔丰拘捕并准备处死的人士中，包括了张祥稣最喜欢的女婿颜楷。二人志同道合，情谊深挚，莫逆于心，虽然说是翁婿关系，毋宁说是忘年的好友。
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虽然建立起来，但国家的面貌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军阀混战，国事日非，百业凋零，民不聊生。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杌陧之象，视清季有加。”（《黄花岗烈士事略·序》）张祥稣的内心非常痛苦，无意仕进。当时新政权的当权者多次礼请他出山从政，他都婉言谢绝了。这样的处世态度，与古代孔子的弟子闵子骞及晋代陶渊明等高士如出一辙。他只把心思用在侍奉父母、教育子孙以及公益事业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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