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何克（1915—1945）,1915年出生在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37年牛津大学毕业后即随姑妈周游世界。1938年2月，到达中国。同年6月，以合众社记者的身份访问延安。随后担任了“工合”西北区办事处秘书和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1945年7月，因感染破伤风病逝于甘肃山丹，年仅30岁。何克用自己的生命支援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浇灌了中外人民友谊的花朵。

本书通过作者自述，反映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工业合作社的形式生产战略物资和生活物资的情形。工业合作社的成员们用生产的物资来支援前线、帮助难民，成为战时重要的生产基地，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做出了突出贡献。

我躺在乡下旅店的热炕上，把身上的被子卷了卷，门外的赶骡人说笑着，大声吸溜着小米稀饭，一群孩子堵在门口好奇地看着我这个“老外”。说起来真是奇妙，几小时前我还在北平那个有电灯、弹簧床的世界里呢！“这算是愉快的体验呢，抑或不过一段不错的回忆呢？”我思忖着，扯起被子蒙住头，试图把自己和外面嘈杂的世界隔绝开来。

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浑身发抖，头痛欲裂，骡子的尖叫声像针一样刺过我的脑袋。来自新西兰的护士凯瑟琳?霍尔恰巧从冀西的医院路过这里，救了我的命。我还记得她把我裹在毯子里又把我塞进马车，前前后后像只惊慌失措的兔子一样跑来跑去，而我只能无力地坐在那里。后来经过一段陡峭的山路，我又被挪到驮着厚重行李的驴背上，但是如何让我安安稳稳的不掉下来又成了棘手的问题。终于来到一扇粉刷过的大门前，一个声音喊道：“到啦！”接下来的记忆是3个星期后，我舒服地躺在沙沙作响的草垫子上看着窗外的榆树。我被乡下的土虱子传染了斑疹伤寒，发烧了一个月才好。

来诊所的病人很多。用门板抬来的老人，窝在妈妈臂弯中的孩子，拄着拐杖脸色蜡黄的士兵，都耐心地排队候诊。夜诊是常事，凯瑟琳?霍尔提着马灯，带上狗翻山越岭出诊了，黎明前还要赶回来准备新一天的工作。人们似乎只是信任她这个朋友，并非信任她的医术。病人们往往要经过当地接生婆的脏手，经过生锈的剪子和钩子一番折腾，经过被巫医鞭打、放血、喂鸦片，家人去庙里磕头烧香捐香火，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的时候才会想到她。常年的夜间出诊对她来说不仅是对医术也是对信仰的考验。

我躺一会儿坐一会儿，倾听这个小村庄里各种各样的声音。打破村子宁静的往往是村自卫队的操练声，但有时也会是驻扎在河对岸的军队的起床号，紧接着喜鹊和麻雀就叽叽喳喳地唱开了，直到整个村庄都苏醒过来。走街串巷的小吃摊摊主的吆喝声，小商贩的拨浪鼓声和铁匠的打铁声一整天都不绝于耳。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学校的孩子们到打谷场操练唱歌，口哨声、布鞋踏在干土上的声音、男人们雄厚的口号声和夜校的女人们的合唱声构成了夜的交响曲。

身体渐渐好转，有一天我沿着河床走到了操练队列中。首先碰到的是给抗日军队提供后援保障的自卫队，接着是农民、工人、妇女和青年人联合会的队伍，这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组织，晋察冀边区政府直接领导。到处都是写着口号的粉色和绿色的纸旗子，“先进分子”们骄傲地炫耀着胳膊上印着红飞机的臂章，而“落后分子”们恨不得带着那刺眼的印着黄乌龟的白旗子钻到地缝里面去。

尘土飞扬的广场尽头是一个三面围着席子的高台，儿童团坐在正下方，在一个稍大点儿的孩子的带领下此起彼伏地大声唱着。他们后面是妇女队伍，再往后是扛着红缨大刀和自制长矛的男人们和战士们。

目　录

引　言

前　言

第一章　北方根据地

第二章　到西安去

第三章　新大陆

第四章　山西前线

第五章　黄河前线

第六章　动荡不安的甘肃省

第七章　未来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