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
王阳明的这个题目在当时君主专制的体制中提出,是非常冒险的,但是又可以看出王阳明的智慧,这个题目考的既是针对人的品节,又是一种特定场景下的做法,充满着儒学的色彩。他还提出“纲纪不振,由于名器太滥、用人太急、求效太速”“议国朝礼乐之制”“老佛害道,由于圣学不明”等问题,足可见他已经开始思考当时与百姓生活、国家社稷密切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山东乡试录序》,映射出他从民生出发思考问题的良苦用心。
山东,古齐鲁宋卫之地,而吾夫子之乡也。尝读夫子《家语》,其门人高弟,大抵皆出于齐、鲁、宋、卫之叶,固愿一至其地,以观其山川之灵秀奇特,将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间,而吾无从得之也。今年为弘治甲子,天下当复大比。山东巡按监察御史陆偁辈以礼与币来请守仁为考试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务得人,初不限以职任;其后三四十年来,始皆一用学职,遂致应名取具,事归外帘,而糊名易书之意微。自顷言者颇以为不便,大臣上其议。天子日:“然,其如故事。”于是聘礼考校,尽如国初之旧,而守仁得以部属来典试事于兹土,虽非其人,宁不自庆其遭际?又况夫子之乡,固其平日所愿一至焉者。而乃得以尽观其所谓贤士者之文而考校之,岂非平生之大幸欤!虽然,亦窃有大惧焉。夫委重于考校,将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尽,是不忠也;心之尽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责,吾知尽吾心尔矣;不明之罪,吾终且奈何哉!
盖昔者夫子之时,及门之士尝三千矣,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其尤卓然而显者,德行言语则有颜、闵、予、赐之徒,政事文学则有由、求、游、夏之属。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学副使陈某者,盖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试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呜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乡人之后进而获游于门墙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艺者乎?
夫今之山东,犹古之山东也,虽今之不逮于古,顾亦宁无一二人如昔贤者?而今之所取苟不与焉,岂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欤?虽然,某于诸士亦愿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诚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诸士之中苟无其人焉以应其求、以不负其所取,是亦诸士者之耻也……
然则,司考校者之与诸士亦均有责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责,自今不能以无惧,而不可以有为矣;若夫诸士之责,其不能者,犹可以自勉,而又惧其或以自画也。诸士无亦日吾其勖哉,无使司考校者终不免于不明也。其无愧于是举,无愧于夫子之乡人也矣。
王阳明的这篇文章讲述了他以主考官的身份来到山东之后的所见所闻所感。他认为能够来到圣人的故乡主持乡试是生平一大幸事。王阳明怀揣着朝廷授以的重任,求贤若渴。想到昔日孑L夫子三千弟子,有七十余人精通六艺,而今王阳明也希望能从千百考生中挑出这精通六艺的人来。但是如今的山东竟显凋敝之势,怎样也找不出像过去圣人那样的人了。
王阳明认为朝廷求贤不得之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其中科举的一些制度束缚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他看来.不仅主考的官员们要负起责任来,各位考生也要自行努力,不放弃。这样才无愧于日日夜夜对科举的准备,以及同出圣人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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