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鹏，男，法学博士，1981年2月生，四川广元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理事，曾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担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法、网络法、风险规制理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北京社科基金、最高人民检察院、科技部、住建部、财政部、质检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委托的项目二十余项，在《中外法学》、《清华法学》、《比较法研究》、《环球法律评论》、《当代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工业化和现代技术应用的一个副作用是，人类社会因之暴露于一些新型的健康、环境威胁。与此同时，从社会心理而言，在享受了经济发展的繁荣之后，公众对这些威胁的容忍度也在下降，他们希望借助集体行动，更加有效地控制自身的命运。现实与社会心理的叠加给行政法提出了新的课题：一方面，面对风险，政府不应当无所作为，广泛地扩张安全保障职能成为现实的选项；另一方面，面对潜在的威胁，行政机关往往需要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实施干预，这导致决策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由此，面对广泛的、以不确定性为基本特征的健康、环境风险，需要适当修构行政法的理论，方能建立政府回应的正当基础。
　　《风险社会的行政法回应：以健康、环境风险规制为中心》即是基于这一问题意识，从现代风险社会与国家安全保障职能扩张、风险行政在国家风险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政府干预风险的限度、风险规制中理性和民主两项基本价值之间的紧张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风险社会的行政法回应：以健康、环境风险规制为中心》：
　　三、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的适用性
　　上述风险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理论的争论，与其说相互否认了对方，不如说揭示了现代社会风险的不同侧面，从不同角度勾勒出了风险的背景。与此同时，通过这一系列深刻描述，对于我国规制健康、环境风险亦有重要启示：
　　自洋务运动以来，我国一直力图加入现代工业化进程，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则执行了更为明确的追赶线路。目前，我国已高度融人全球化体系。可以说，科学技术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决定力量，直接决定或影响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转型。与此同时，也正是这一现代化的路径导致我国当下面临着深刻的资源、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与风险社会理论揭示的现代社会风险无疑是同源的。
　　第一，工业化引发的健康、环境风险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系统需要高度重视并系统回应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在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工业化的各种副作用也被确认——生态危机、化学污染、食品造假已经不再是理论上的想象，而是生活中面临的实际威胁。这种风险与人的活动高度相关，在中国，政府还在相当程度上介入了这种风险的产生——与西方工业化、新兴技术应用主要是市场驱动不同，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领域本身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对一些例如核能、转基因生物技术新兴技术的应用更是受到政府的全面主导。在传统社会，风险主要来源于自然的情况下，人们尚可以从命运或神明赐予福祸的角度来理解风险。但当风险主要来源于人或政治活动本身时，则需要政治系统予以回应，以强化保障未来安全保障的职能。然而，从现实而言，我国的政治系统对这些健康、环境风险的治理绩效尚不尽如人意，近年来频繁爆发的各种环境污染事件、食品安全、药品损害等事件均说明，现有政府风险治理体系尚面临较大的调整压力。
　　第二，对健康、环境风险的规范同样面临确保安全与促进创新的两难境地。
　　与危险或危害这些纯粹代表消极的概念不同，风险是具有“两面性”的，可以说，风险概念的产生及其扩展本身就体现了现代性的演进过程，它标志着与过去的决裂和面对未知未来的努力。实际上，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危险更多了，更不安全了。相反，相对于前现代时期，我们有了更多的安全措施和医疗保健，而且人类的平均寿命也因此得以延长。对于现代科技，包括生物技术、核技术、新材料及新能源技术潜在威胁的风险评估与管理，毋宁说是由于人类知识的增加，可以预见更加遥远的将来，并借助此前并不具备的知识去控制它。因此，对工业化、新兴技术引发的健康、环境风险的规制不能如某些极端主张一样，因噎废食，回到纯粹自然的状态。对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这一立场也是更为务实的，毕竟，提高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升级是我国的重要战略。因此，对于科技运用中潜在的风险，政府有必要保持关注并予以适当规制，但却不能过度规制而阻碍经济发展、技术进步。
　　第三，我国社会对风险的一系列争论同样证实了风险具有“知识”与“价值”的双重特征。
　　……

序言

引论
一、为何研究风险
二、为何以健康、环境风险为中心
三、行政与行政法的影响

第一章 风险社会与国家任务变迁
第一节 风险与风险社会
一、风险的概念与双重面向
二、风险社会理论
三、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的适用性
第二节 国家健康、环境安全保障任务的扩张
一、国家安全保障职能的扩张
二、健康、环境议题的崛起

第二章 风险行政的兴起：惩戒与预防重心的变迁
第一节 民事、刑事责任制度控制风险的困境
一、责任与安全
二、传统法律责任制度在现代社会的困境
三、法律制度缺陷与“有组织不负责”
第二节 传统法律责任体系的调试及其限度：以刑法为例
一、通过刑罚的风险控制：功能与挑战
二、风险刑法：对挑战的回应
三、刑罚的限度：风险刑法的风险
第三节 行政性风险规制活动的兴起
一、从通过责任的间接控制直接性的行政控制
二、风险规制：行政任务的变迁

第三章 政府干预风险的限度：安全与自由的辩证
第一节 不确定性与决策的合法性危机
一、现代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
二、不确定性的一个例证
三、不确定性引发的决策危机
第二节 传统消极防卫的立场及其挑战
一、预防危害的传统模式：危险防卫
二、风险社会对传统模式的挑战
第三节 风险预防原则的兴起
一、风险预防原则的起源
二、风险预防原则的发展
三、风险预防原则的构成要件
四、风险预防原则作为法律原则
第四节 防止过度干预：风险预防原则的检讨与修构
一、安全与自由的辩证
二、风险预防原则的检讨
三、修构风险预防原则
……

第四章 理性与民主：风险规制法治化的要义
第五章 正确对待科学：厘清科学、政策与偏好的纠缠
第六章 有效监管风险：行政的变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