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的起源
会馆最早出现在明代前期的北京。明初至中叶，可视为会馆的形成时期。
会馆的出现，大体可上溯到明永乐年间。会馆在永乐年间出现，绝非偶然，其主要萌生动因为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政府决定将三年举行一次的科举考试地点，由南京正式迁往新都北京。永乐十三年二月，“行在礼部会试天下举人，奏请考试官。上命翰林院修撰梁潜、王洪考试，赐宴于礼部”。三月，“上御奉天殿试礼部选中举人洪英等394人，及前科未廷试举人刘进等二人”，“擢陈循为第一，赐循等351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命行在工部建进士题名碑于北京国子监，命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撰记”。当年，各省举子赴京参加“会试”，人数达五六千人之多，政府虽提供一定的车马费，即“公车”，但来京人员的食宿及其随行人员的住处，却是一大难题。于是，为便于
乡人举子赴京应试“公车谒选”提供食宿之便的会馆应运而生。首先是安徽芜湖人在北京设置了芜湖会馆，民国《芜湖县志》说：
京都芜湖会馆，在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明永乐间，邑人俞谟捐赀购屋数椽，并基地一块创建。正统年间谟子日升复为清理馆内旧有明泰昌土地位，东西院有大椿树各一株，正厅西厢房墙外，有鲍姓捐免江夫碑一座。
俞谟，字克端，永乐元年（1403年）选贡，任南京户部主事，转北京工部主事。在京师前门外，置旅舍数椽并基地一块，买自路姓者。归里时，付同邑京官晋俭等为芜湖会馆。正统间，路姓后人构讼争地，谟子日升持契入质，归芜湖会馆。至今公车谒选胥攸赖焉。
俞谟作为京官买地建造旅舍，或是做亲朋寓居之所，这或许可看作是官吏涉足商业活动的开始。当他归里时，把这份产业交给同乡京官晋俭作为芜湖会馆，它因而成为芜湖乡人聚会的一个场所。这实际上是芜湖京官已形成同乡团体意识的表现，此处的“旅舍数椽”便是专为赴京应会试时芜湖籍的举子及随员们提供食宿之便的。对于寓居京师的官员来说，能集中于会馆共以乡音叙乡情，既慰藉了远离故土的游子沉郁的思乡之情，又加固了本籍本业同仁心理和感情维系的纽带。这对于以宗法制为本、安土重迁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子业者来说，其意义更非一般。此时的会馆所体现的是最直观的意义，即食宿、集会之馆舍，与心灵交流的空间。因为初创时的会馆还没有完备的规章制度和自身的管理方式。
继芜湖会馆以后陆续出现的有江西浮梁会馆、广东会馆与福州会馆。江西浮梁在京师有两所会馆，位于“北京正阳门外东河沿街，背南面北”。“其一在右，明永乐间邑人吏员金宗舜鼎建，曰浮梁会馆……自门至后堂凡三层，东西皆有厢房，为地深七丈一尺，北阔三丈二尺，南阔五丈二尺余。其一在左，嘉靖时国子司业金达增建，至今谓之新会馆。其地深五丈六尺，阔四丈一尺余。”广东会馆，据同治七年（1868年）《重修广东旧义园记》记载：“京师广渠门内卧佛寺迤东，粤东旧义园在焉。岁久，园无隙地，复购新义园，故此园以旧称。故明时会馆，永乐间王大宗伯忠铭、黎铨部岱与杨版曹胪山所倡建，颜其堂曰：嘉会。厥后，会馆改建于达摩厂，此地以距内城远，朝谒弗便，遂弃置。天启四年（1624年）郭太仆噩吾袁中翰清流等修之，以为义园。国朝康熙间重加葺治，梁庶常乐亭更书堂额曰惟敬。”又明天启四年（1624年）《广州会馆记》记载：“先是粤东不乏会馆，大都门以内缙绅迭主之，门以外士商与谒选皆得主之。”显然，许多文献记载都说明，在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南方各省官员对鼎建会馆有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许多精力，正是在他们的积极倡导下，会馆这一原系同乡官员聚会之场所便以民间自发自助的形式出现于历史舞台上，并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这留待后叙。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