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舆论传播研究，乃针对中国古代传统社会舆论传播活动、现象之研究。在长期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国古代之舆论一度受上层建筑的影响较大，并在后期集权政治的制度运作中逐渐调整为以上层建筑“舆论监督”为主导的舆论传播模式。但同时，伴随封建王朝的兴衰轮替以及传统士族、地主、士大夫、乡绅等不同社会阶层之更迭、介入，舆论生态环境多少呈现出些许极权政治下的生动面貌。回溯华夏舆论传播，有利于通过历史梳理，探究当代中国目前舆论传播机制是如何成形的。
一、华夏舆论传播研究的价值、对象及意涵
（一）为何研究华夏舆论传播：“两种范式”之下的提问
依照西方语境，舆论与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一词较为接近。而“公众”与“意见”合为一个术语，往往用来形容在行政领域之外，依社会、经济、政治形势而出现的，影响政治决策的集体性看法（collective judgments）。因而，舆论通常亦用来指涉公众与国家机器之间的互动关系，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
在古典自由主义代表洛克看来，国家是“基于每个人的同意”而组成的共同体，当其作为一个整体行使权力时，需要经过“大多数人的同意和决定”。其通过“契约论”明确了舆论的合法化地位，暗示舆论是公众实现言论自由权利的必然产物。而据Noelle-Neumann考证，“公众舆论”（opinion publique）一词乃首次出现于卢梭1744年左右的《社会契约论》。 卢梭在书中将舆论推上更为绝对的地位，其强调公众舆论来自理性表达，“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
早期启蒙运动者的观点对后世舆论研究的影响相当大。如何利用舆论实现市民社会与上层建筑的政治对话，进而维护社会正义，一时之间成为西方舆论研究的主流范式。在被认为是舆论作为独立学科的奠基之作《舆论学》中，李普曼便谈到，因为能综合社会意见从而影响政府意图，舆论故而成为“民主政体中的原动力” 。舆论被视为可以成为公众抵抗政治压迫的手段，其相较于暴力而言，是一种理性的社会改良方式。 此种范式视域下的舆论成为公民社会自下而上的压力机制，其通过建构社会话语，刺激社会运动，对于公共政策有着显著影响。 因而，尽管如哈贝马斯所说，“公众舆论既不受制于公众讨论的规则或其表达形式，也不一定非得关注政治问题或向政治权威发言”， 但向来的研究实践仍然一直试图将舆论与政治目标协调起来，舆论的被关注焦点始终徘徊于公共领域所发挥的政治功能。
而随近现代西方选举制度而兴起的“民意测验”（public opinion research），更强化了舆论研究的政治对话色彩。民意测验与近代资本主义市场需求下诞生的市场调查（marketing research）渊源颇深， 其较早可以追溯至由美国新闻界发起的模拟投票（straw poll）。1824年，美国一家名为Harrisburg Pennsylvanian的报纸派记者调查、测算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选民对当年总统候选人的评价，试图了解选民对总统候选人的投票意向。 此后，各种民意测验形式蔚然成风，经久不衰。舆论亦与选票意向相联系，成为可以被数据检验而具化的形态。
依照这种“投票箱”式的共同体运作模式，全民意志有了其诉诸渠道。社会冲突自身将按规定路线发展，其将“讨论作为行动的开端，并且鼓励采取讨论的方法，然后利用可能存在的自我约束和宽容的传统。” 总的来说，舆论固然可以利用公关（public relation）等方式来加以引导，却绝非可以完全控制的对象。这种“选举舆论”标榜的前提乃是社会政治动力源自民意，“民意，即绝大多数国民的见解和意见，是决定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最后判决”。 因而，政治家不得不顾忌公众意见以及舆论情绪，在制订社会政策之时考量舆情意向。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民主式的意见拥趸依然存在一些问题。Burstein曾反思美国社会科学界的民主实证研究，认为过分强调公众意见对于政策变化的影响，使得其他一些影响因素遭到遮蔽。 公众舆论对于政府的影响效力，始终存在疑问。而与西方传统自由主义相对应，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体制形塑了另一种舆论传播模式。其中，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的观点被广为引用：“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与一般自由主义有关言论自由或报刊自由的看法不同，此模式的观点在于：“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在此观点下，舆论不仅仅是民众自由意见的表达，亦可以成为国家/政党用以完成其政治目标的手段。其强调了舆论可以被主动控制与建构，并重点关注了媒体在公众舆论与国家意见之间的联结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结构借鉴的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国内舆论传播自然也向其靠拢。在中国语境内部，舆论很多时候不一定指代公众舆论，而与新闻舆论有关，两者在社会意识内有着一定区别。郭镇之即提到，“舆论监督”可能更接近于中国特色，因为相较于西方守望监视（watch）作用的媒体表达，作为政党“喉舌”的中国媒介更具有“监督” 的权力实质。 这意味着，媒体在结构上更为接近国家意识形态，其新闻舆论往往带有官方性质。受到传统“开、好、管”方针的影响，国内的新闻批评往往还要配合党的介入与回应。
从传统西方自由主义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舆论传播模式观念之不同，根植于社会历史渊源与国家体制建设。如今我们回溯华夏舆论传播，正是试图通过历史梳理，探究当代中国目前舆论传播机制乃是如何成形的。其至少有助于回答以下问题：
1.华夏舆论传播的历史进程为何，其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有何关系？
2.华夏舆论传播有哪些特征，当代中国舆论传播模式是否体现了这些特征的历史性继承与蜕变之结果？
3.当今中国之舆论模式何以成形，其是否能够回应过去与现在的具体社会现实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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