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虐、弑父、篡位、烝母、亡国，炀帝是古来少有的暴君。
★修长城、凿运河、建东都、巡西域，炀帝的功过该如何评估？
★美国著名华裔历史学家熊存瑞，以史、佛、道、文等文献为基础，集中、西、日多家之言，旨在抛开偏见，置个人传记于历史长河之中，用西方性格研究法来重新探讨隋炀帝及其统治。
★作者学术积淀深厚、才思敏捷，译者翻译准确、专业，文笔流畅生动，读来令人欲罢不能。
★装帧精美，收藏阅读两相宜。知名书法家、历史学家厦门大学侯真平教授书名题签，潇洒大气；高阶映画封面，质朴舒适；深沉黑星雨内封，精致低调；象牙白内文纸，复古护眼；裸背锁线，可实现180度平摊。
隋炀帝作为中国历史上zui受争议的帝王，一方面因暴虐、弑父、篡位、烝母、亡国而备受指责；另一方面，人们不得不承认其修长城、凿运河、建东都、巡西域等行为及其所建立的许多制度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
美国学者芮沃寿（ArtherWright），中国学者韩国磐、胡戟、袁刚，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布目潮沨等人都对隋炀帝做过专题研究，目前学界对炀帝的关注也仍在持续，但迄今尚未有一本建立在原始文献和第2手资料基础上，专门探讨炀帝及其统治的严谨的学术专著。本书希望能填补这一空白。
本书采用杂糅式的手法，既研究炀帝本身，又讨论其所生活的时代。全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在介绍杨氏家族和炀帝的父亲（隋文帝杨坚）的发迹过程之后，记述了炀帝从少年到王子、从皇储到皇帝的生活轨迹。第二部分从多个层面讨论了炀帝和他统治下的王朝；其内容包括大兴土木、文官制度、军队管理、教育、礼制、法律、宗教、经济政策、对外关系等。结语部分则对炀帝的历史地位进行分析，重新审视炀帝的生平、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留给后世的遗产。
争夺皇太子之位
直到600年十月之前，杨勇一直是炀帝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杨氏兄弟之间你死我活的激烈争斗最终导致了杨勇的垮台。不过杨勇被废黜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诸如：炀帝的圆滑、文献皇后的妒恨、杨素将军的诋毁、文帝的疑心病、杨勇自身的弱点等。
文帝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立杨勇为太子。与弟弟炀帝相似，杨勇也以好学而闻名。同时，他性格宽厚仁慈、率性真挚。文帝很早就有意将其当作接班人进行培养。文帝刚摄政北周政权，就委派杨勇管理北齐故地。隋朝建立后，文帝也有意让杨勇介入朝廷军国大事的商讨。当杨勇提出批判性的意见时，文帝总是认真倾听并积极采纳。杨勇与兄弟们都为同母所生，而这种血缘纽带看起来能阻止诸弟觊觎他的位置。当然，在父母身故之后，杨勇也必须善待他们。
然而，文帝因为一件小事开始动摇对太子的信任。在某冬至日，百官前去朝见太子杨勇。“朝”是皇帝所独享的礼仪，对太子而言，恰当的礼仪应为“贺”。杨勇所作所为触犯了礼制规定，也是对帝王权威的挑衅。另一件事是，文帝下令将一部分东宫的宗卫将士调任皇宫侍卫，杨勇的岳父高颎对此表示关切，认为这有可能危及东宫的安全护卫。文帝大光其火，因为他已将东宫视为权力争夺的对手和对皇宫安全的潜在威胁。
失去母亲文献皇后的宠爱，也加速了杨勇被废黜的进程。作为来自北朝的非汉族女子，文献皇后意志果决，专横霸道。她在皇宫的地位类似家庭总管。杨勇与元氏的婚事即由她安排。但让多疑善妒的皇后懊恼的是，杨勇在东宫广纳姬妾，尤其钟情于云氏。元氏死后，云氏开始取代其地位。由于北方社会对姬妾身份的歧视根深蒂固，杨勇的行为非但不符合北方文化传统，更为文献皇后所不容。
与此同时，炀帝注意到了母后与太子的不和，这也激发了他取杨勇而代之的野心。为了取悦父皇和母后，炀帝小心翼翼地经营着他模范丈夫的形象。他身边仅留有数名姬妾，只与萧氏一人同居。他与姬妾们所生的孩子都被遗弃。他上朝时总是轻车简从。他曾有意让文献皇后知道，自己无意之中招致了太子的不满，并赢得了她的同情。
炀帝的模范言行和对文献皇后的孝敬与恭顺，以及皇后担心身故后皇子们会遭到太子毒手——这些都成为文献皇后要求更换太子的理由。同时，炀帝在其亲信宇文述的帮助下，获得了当朝重臣杨素极为关键的支持，而杨素是文帝面前举足轻重的人物。
……
登基
仁寿后期，炀帝的帝王之梦正一步步成为现实。但是被册封为太子还不算保险，文帝随时可以废黜他。幸运的是，年事已高的文帝对炀帝的信任与日俱增。由于无法适应大兴城潮热的气候，文帝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常在位于大兴城西边的仁寿宫避暑消夏。
604年春天，文帝最后一次前往仁寿宫，就再也没有回来。出发之前，术士章仇太翼(卢太翼)曾警告文帝此行恐有危险。盛怒的文帝将其投入大牢，并明言要处决他。临行前，文帝将军国大事一并托付给了炀帝。是年四月，文帝病重。七月十日，文帝含泪与臣僚们诀别，并命令释放章仇太翼。然而之后的两起事件触发了这位垂暮皇帝的剧烈反应，并差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为防备文帝突然去世引发不测，炀帝将他的老盟友杨素安插在文帝身边作为耳目。杨素递出一份时局密报，却被阴差阳错地送到了文帝手中。文帝读后怒不可遏。与此同时，炀帝作为太子，被从都城传唤至病重的文帝身边。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炀帝竟然调戏文帝的宠妃陈贵人(宣华夫人)，一个在宫中颇有影响力的年轻妃子。文帝的病重让炀帝变得肆意妄为，但他过火的行为差点毁了他自身的政治前途。陈氏设法逃回到文帝寝宫，并将事情报告给文帝。狂怒的文帝命随行的两位廷臣柳述和元岩召回长子杨勇。鉴于炀帝暗中对自己图谋不轨以及冒犯帝妃，文帝决定另立杨勇为太子取代炀帝。不过这个决定为时已晚。炀帝以及他的支持者杨素扣留了柳述和元岩，撤掉宫城的卫队，全部改由东宫卫士进行守卫。同时还安置了炀帝的两个心腹宇文述和郭衍负责文帝的安全，并由炀帝的宠臣张衡侍奉文帝的起居。在帝妃和宫人都被调离文帝的寝宫之后，文帝在非常可疑的情况下于604年七月十三日驾崩。这便是史称的“仁寿宫变”。随后，依据惯例发布了一份遗诏，谴责杨勇和杨秀的悖逆和罪恶，并再次确认炀帝为皇位继承人。
传统史家认为这份遗诏是根据炀帝的授意伪造的。同样，他们认为炀帝借张衡之手弑君，是杀害文帝的真正元凶。事实上，弑君成了传统史家对炀帝进行道德评判的核心问题。不过，有一些现代历史学者开始质疑史料记载的可靠性，他们认为这些记载的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抹黑炀帝的目的。
吕思勉对这段记载的若干戏剧性的细节表示质疑，诸如杨素的密报落入文帝手中以及炀帝对宣华夫人的性骚扰(虽然他们之前曾有过接触)等。应该说，这些细节性的叙述可能存在虚构的成分，但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原始史料可以推翻这些记载。
此外，炀帝与宣华夫人早前的接触虽然与性无关(如炀帝赠送陈氏一些礼品，以及陈氏对炀帝争夺太子之位有所助力)，但也不能排除陈氏确实抗拒过炀帝的性挑逗。基于本纪与列传的矛盾之处，宫崎市定认为整个事件是后人炮制的。可惜他未能提供史料来佐证他的观点。
韩昇经过细致的考证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首先，他认为根据较为可信的《隋书》的记载，文帝是自然死亡（《资治通鉴》也采信了这一说法）。《隋书·高祖本纪》记录文帝之死的关键词语是“崩”，该字并不带有谋杀的含义。不过，在我看来，本纪的体例中，“崩”字大多是指代帝王之死的一种惯常用法，而非对其死因的技术性描写。举例来说，《隋书·炀帝本纪》同样用“崩”来记录炀帝的死，而在其他卷帙，则毫不含糊地记载他是被弑杀的。有鉴于此，虽然《隋书?高祖本纪》用“崩”描述了文帝的死，但并不意味着《隋书》认为炀帝在文帝死亡过程中可以免责。在《隋书·杨素传》中，炀帝的心腹张衡非常可疑地出现在文帝的寝宫。这一事实即可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其次，韩昇认为，作为炀帝的心腹，张衡被唐高祖追赠谥号为“忠”。如果张衡确实卷入了弑君行动，他不应该获得这个谥号。其实，我认为追赠张衡这一谥号是考虑到他忠于炀帝，而非文帝。张衡因向炀帝提出忠告而被杀害，就这一点而言，谥号“忠”还是恰当的。
再次，韩昇指出，隋末唐初之前，关于炀帝的评价都没有提到弑君行为。这里，韩昇所依据的主要是由魏征编纂的《隋书》。不过，当时至少有三本著作同样都叫《隋书》。其他两本分别为王邵和张大素所作，可惜俱已佚失。王邵在隋朝覆灭之前去世，而他所著《隋书》因种种原因广受诟病。张大素则经历了隋末的动乱，于唐太宗执政时期过世。他所记载的内容或许与魏征的《隋书》有所不同。事实上，宋初的类书《太平御览》引用了一条《隋书》史料(极有可能出自张大素的《隋书》)，为弑君说提供了依据。此外，一些当今可见的史书也存留了炀帝弑君的记录。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提及文帝之死时说道:“及为炀帝所杀，刑政由是衰坏。”另外，一篇可以追溯到634年的墓志铭，也描述文帝的继承人是篡位者。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唐太宗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炀帝是弑君者。
最后需要提及柳述、元岩这两位奉文帝之旨草诏废黜炀帝的官员。如持非弑君说，则难以对其最终命运做出合理解释。炀帝不仅罢免了柳述的官职，将其流放到边远地区，还责令自己的胞妹——柳述的妻子兰陵公主——与柳述离婚。兰陵公主表示拒绝，并请求跟随丈夫一同流放。炀帝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兰陵公主不久便郁郁而亡。元岩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柳述与元岩遭受如此迅速而严厉的惩处，只有放在炀帝弑父夺权的大背景下才能解释得通。
另一个可疑的情况是炀帝隐瞒文帝死讯，秘不发丧达八天之久，这显然推迟了登基的日期。除了篡位者需要时间去掩盖其行迹之外，关于延迟登基还能有什么合理的解释呢?在这八天的过渡期里，炀帝所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试图用伪造的文帝诏书把杨谅从并州召回，这直接导致了杨谅的叛变。如果说炀帝是通过合法手段继承皇位，他有何必要去伪造诏书呢?
综上所述，与上述学者的观点相反，有关炀帝弑父的记载并无自相矛盾或虚构之处。换一个角度，站在炀帝的立场，如果他没有先发制人，毫无疑问他将会失去权位，他的命运也将会落到他的父亲或兄长杨勇的手上。在通常情况下，皇位继承权之争，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皇位巩固后，炀帝便着手处理那些未尽事宜。他派人给陈氏送去一个金盒，金盒上的封条有其亲笔御书的“封”字。在使者的催促下，陈氏打开金盒，发现若干枚同心结。当晚，炀帝便与她同床共枕。如果陈氏不是炀帝已故父皇的两个宠妃之一的话，此类事件通常并不会对炀帝的声名产生多大影响。文帝的另一位爱妃蔡氏，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容华夫人，也被炀帝占有。按照礼法，陈氏、蔡氏都是炀帝的继母。有很长一段时间，炀帝不得不刻意扮演一个道德模范的形象，尽管他打心眼里不喜欢。炀帝在文帝死后所表现出的一系列纵欲行为使他之前刻意保持的模范丈夫形象荡然无存。在满足性幻想的同时，炀帝暴露了他个性中隐藏着的另一面，即缺乏道德约束。
传统史家用了“烝”字来描述炀帝的这些离经叛道的举动，这个字指与母辈发生亲密关系的行为。使用这个字意味着炀帝犯下了道德败坏程度最为严重的恶行。在传统社会，一夫多妻是合法的，但通奸行为会遭到严厉谴责。与父皇的妃子发生乱伦更是被严格禁止。炀帝遭受的指责主要就是他蓄意触碰最不应冒犯的禁忌之一：乱伦。
尽管有着各种胆大妄为的放纵行径，炀帝在巩固皇权方面从未放松警惕。他尤其担心那两个仍然健在的同胞兄弟。为此炀帝伪造了两份诏书:其一，令前太子杨勇自尽;其二，召杨谅回都城。当杨勇接到诏书时，他拒绝自裁，最终被强行勒死。第二份诏书则由于技术上的失误而未能奏效。
文帝死前，曾与杨谅有一个秘密约定，以便杨谅日后验明来自文帝的诏书的真伪。据此，真诏书在“敕”字旁边应另加上一点。同时，传诏者必须携带半枚玉麟符，与杨谅手中持有的另一半相吻合。看到“敕”字旁边没有一点，杨谅意识到文帝可能已不在人世，他随即打着反对炀帝的旗号起兵造反。经过一连串的交锋，杨谅被杨素击败并擒获。
炀帝之死
618年三月十日晚，负责安全警卫的官员元礼和裴虔通(同为谋反者)正好在殿内值班。他们故意未将宫门上锁。与此同时，司马德戡在东城(应距江都宫仅一墙之隔)集结了一支数万人的叛军，准备与宫内里应外合，趁势攻入宫中。
此前，炀帝为了确保自身安危，从官奴中挑选了几百名体格健壮者组成私人卫队，安置在宫城北部入口——玄武门。该门通常是维系皇帝寝居安全的关键。但是当天有人假传圣旨把他们全部调出宫。谋反的骁果们遭到了零星抵抗后，很快便牢牢控制住江都宫。在司马德戡的率领下，叛军由玄武门顺利杀入宫内。
听到外面的厮杀声，炀帝换装后匆忙逃入西阁躲藏起来，但没多久便被校尉令狐行达擒获。第二天早上，炀帝被裴虔通逼入朝堂、寝殿。一位叫马文举的叛军头目宣布了炀帝的十大罪状：1.违弃宗庙，2.巡游不息，3.外勤征讨，4.内极奢淫，5.使丁壮尽于矢刃，6.使女弱填于沟壑，7.四民丧业，8.盗贼蜂起，9.专任佞谀，10.饰非拒谏。
当时，炀帝最疼爱的儿子——年仅12岁的杨杲——啼哭不已，裴虔通当众手刃之，鲜血溅满炀帝的皇袍。炀帝要求饮鸩酒，按天子的死法自尽，却被拒绝，最终被叛党令狐行达用练巾缢杀。这一年炀帝50岁。
在一些宫女的帮助下，萧皇后用两副漆板做成的简易棺材收葬了炀帝和儿子杨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炀帝终身喜爱拈花惹草，死后却由对之忠贞不贰的正妻萧皇后收尸安葬。唐朝建立后，炀帝被重新安葬在江都西北的雷塘。648年萧皇后去世后，根据唐太宗的旨意，与炀帝合葬一处。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炀帝依然对江都叛乱者的动机感到困惑，因为其中有炀帝最宠信的官员和将领。他没有意识到，由这些人煽动的宫廷政变，本质上不过是持续恶化的统治所导致的悲剧结局。
613年，杨玄感之乱和第二次辽东战役失败后，统治危机很明显加速恶化。随着悲观情绪日渐弥漫，炀帝变得越来越孤僻，不愿意去正视各地的叛乱问题。面对日益崩塌的帝国，炀帝选择了逃避主义，从声色中寻求慰藉，最后逃离祸乱丛生的洛阳。他选择江南为最后的归宿，其实也是承认失败的一种标志。这导致军队元气大伤，民众士气丧尽。此时隋朝官员纷纷竖旗举事，建立政权，亦不足为怪。炀帝则继续沉浸在自欺欺人的幻觉世界中，在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成为遭将领背叛，被卫士、随从抛弃的孤家寡人，最终与爱子一同被害。
……
前言
第一部分从皇子到皇帝
第一章王储的确立
第二章炀帝和他的统治
第三章隋朝的崩溃
第二部分炀帝治下的帝国
第四章洛阳与大运河
第五章宫殿
第六章官僚制度
第七章教育、礼制、法律制度
第八章宗教
第九章经济制度
第十章对外政策
第十一章结语
附录
附录一隋代中央重要官职任命情况
附录二貌阅与北周、陈、隋的人口
附录三度量衡及田亩
附录四汉唐间主要政权
附录五隋炀帝年谱（569-618）
征引文献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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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将从本书丰富的史料中受益，熊存瑞很好地解释了早期日本和古老中华帝国之间的“第1次接触”。
——《宗教研究评论》（ReligiousStudiesReview）
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通常谴责隋炀帝，但作者却更胜一筹，他chaoyue了谩骂，进而揭示隋炀帝的个人经历、政策和功绩。本书作为这一研究的成果，将改变中西方历史学家对隋朝和隋朝对中国历史重要性的认识。
——蔡涵墨（CharlesHartman，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东亚系教授）
本书的问世标志着对中国历史上一段关键时期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熊存瑞的研究对于研究隋朝历史的人来说是不可忽视的。
——丁爱博（AlbertE.Dien，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