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庭风华（下）/千年海曙（第一辑）》：
1865年，机遇终于降临到薛福成的头上。此时，太平天国起义已经失败，但是在北方，捻军仍在黄河两岸与清军相持。这年夏天，清廷鉴于在镇压捻军等农民起义队伍的过程中连连失利，主持剿捻的名将、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亦被捻军击毙，便命刚刚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指挥湘军北上剿捻。曾国藩是向西方学习船坚炮利的洋务派的代表人物，被朝野视为“中兴名臣”。
曾国藩善于结纳人才，很多人也想依附于他的门下，所以他的幕府里聚集了一批在当时颇有声望的贤士。曾国藩率军北上剿捻，意识到自己的湘军虽然扑灭了太平天国，但已是疲惫不堪，再加上主要是步兵，而捻军战马极多，刚刚还打了胜仗，更是气势盛壮。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与声势，他就在沿途张贴了招纳贤才的榜文。
薛福成十分钦慕曾国藩，认为这是一个投奔他的极好机会，于是将自己多年来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与自己设想的解决社会危机的办法细细道来，写下了一万多字的《上曾侯相书》，集中写了“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的八条对策。
1865年6月28日，当曾国藩的座船沿运河途经宝应时，薛福成由大哥薛福辰陪同，冒着风雨谒见曾国藩，将万言书恭恭敬敬地递了上去。
曾国藩曾同薛福成的父亲薛湘有过不少交往，早就听说薛湘的几个儿子都擅长读书作文，如今读了他的上书，细加翻阅品味，赞赏不已，觉得薛福成文章长于论事，日后有望成一家之言，便对周围人大讲薛福成他日当有造就，并立即下令手下将薛福成请到座船谈话。谈话中，曾国藩看到薛福成举止端庄、谈吐不凡，不但对国家大事了如指掌，而且国学根底深厚，是个难得的经世之才，于是当场邀请薛福成留在他的左右，成为自己的幕僚。接着，曾国藩又问薛福成他的朋友中是否还有贤良的人，薛福成当即推荐了自己的弟弟薛福保，于是兄弟俩同一天投身于曾国藩的幕府。当天晚上，曾国藩还在自己的日记中郑重地记录下此事：老朋友薛湘之子福成，递条陈约万余言，我看后，赞叹不已。
那么，是什么让曾国藩赞叹不已呢？薛福成的文字功底是相当好的，他的文字典雅畅达，但更重要的是文中的内容和他的识见，让曾国藩感到自己捡到了宝。在那篇《上曾侯相书》中，集中反映了薛福成对社会现状、国计民生和国家前景的认识与思考，以及自己钻研实学、希望投靠曾国藩以建功立业的急迫心情。比如改革科举，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比如垦殖荒田。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遭到清军的大举围攻，多年的战乱让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江南化为一片焦土，百姓流离失所，死者无数，大批土地荒芜。面对沃野千里但废弃不耕的局面，薛福成建议对有地而无力耕种的农民，由政府贷给种子和牛具；将荒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三年免缴赋税；并主张将部分田地作为公田交给州县开垦，作为官员的薪俸。此外进行军屯，以解决诸多军队的生计问题。
再比如加强海防。薛福成认为地球几乎没有不相交通之国，在西方诸强国纷纷到中国谋夺利益之时，中国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明白暂时的和平并不可靠，而防范的对策有体有用，“体”就是通过政治、社会手段如人才培养、改变旧法、训练军队、通商兴业等把国家治理好，薛福成毫不避讳地认为不合时宜的祖宗成法需要改变，而重视在封建社会常被视为末业的工商业。而“用”就是指大胆学习西方列强的长处以弥补中国自己的不足，再抓住对方的短处战而胜之。这种思想是当年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延续。薛福成对西方列强长处的认识，还是局限在坚船利炮上，这可能与他长期困坐书斋有关。事实上，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洋务派官员奕诉、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就已经倡议并着手兴办洋务，向英、法、德等国购买军舰、大炮、火枪，而且办起了安庆军械所、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开始制造洋枪洋船。可贵的是，薛福成较早地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的主张，并对中国的科技超越西方充满信心。那么，什么是乘其所短呢？他提出“合并”“分离”“牵制”等方法，其具体内容不过是借鉴古代合纵、连横的技巧，主张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拉一派打一派，达到互相牵制的目的。这既是中国传统智慧的体现，也是弱国外交无可奈何的选择，这种外交思想后来成为他处理外交事务的基础。
总之，薛福成向曾国藩提出的各种“变旧法”“除积弊”的建策，体现了他对经世实学的探求，对社会积弊的认识，对国家前途的思考，对富强之术的追求，让同样对这些问题反复思考的曾国藩刮目相看，并视为心腹。而这也成为薛福成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
从此薛福成跟着曾国藩走南闯北，与一群才华横溢、胸怀大志的幕僚朝夕晤谈。曾国藩酷爱围棋，每日清晨，都要请有相同嗜好的薛福成与之对弈，不但切磋棋艺，更注意交流对诸如“兵事、饷事、吏事、文事”等军国大计的种种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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