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改革开放口述史》：
他们把这个观点写进了调研报告，同时在报告上加了个附注：“我们认为选择一个像重庆这样的大城市进行试点很有必要。常州、沙市情况比较简单，重庆比较复杂，但正因为复杂，才能通过试点，探索一些解决复杂问题的途径，例如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如何纳入统一的经济机制，如何建立经济中心等等，都只能在重庆这样的城市进行试点。”
蒋、林的调研报告于1982年4月14日脱稿，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他们越过首钢主管部门和北京市，直接交到国务院副秘书长马洪手中，请马洪呈送国务院主要领导。马洪赞成蒋、林观点，随蒋、林报告附了一张纸条：“关于重庆是否也同沙市、常州一样，作为综合试点城市，也请考虑。”
四天后，国务院总理批示：“在重庆搞综合试点，原则同意。请体改委议一下。”一周后，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常务副主任薄一波也作了重要批示。
至此，重庆正式进入国家决策层视线。但不是最后定案，因为四川的态度和重庆的想法还未同中央对接。
蒋一苇和林凌觉得这已是很好的结果了，非常高兴，两人商量后，立即南下，向重庆市委、市政府通报消息，并打算作进一步调研，搞一个符合重庆情况的可操作性方案。市委市政府当然欢迎，马上抽调人力，配合蒋、林工作。调研人员兵分三路：蒋一苇守北京，随时了解高层信息；一拨人赶赴沙市、常州，总结经验教训；林凌则留在重庆准备材料。
林凌在重庆会仙楼宾馆待了一个多月，拿出了一个报告。他在报告首次使用了“中心城市”这个概念，意指大城市是众多周边小城市的中心，大城市带动小城市，小城市带动周边地区，从而形成一大片经济区。重庆是整个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他认为，这是在3000多年历史演进中自然形成的。
对为什么选择重庆进行改革试点，调研报告除介绍了重庆的区位优势和历史地位外，重点强调了五条理由：第一，强调了重庆经济关系的复杂性，认为搞好重庆市的改革，既可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可操作性经验，也有利于发挥国防工业的作用；第二，强调了重庆是改革最早、改革领域最广泛的城市之一，有很好的基础条件；第三，强调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重庆的关怀和希望；第四，认为重庆是全国唯一不是省会的特大城市，容易在经济上同省里分开；第五，提出正因为重庆容易在经济上同省里分开，所以可以在重庆实行“点”内“试”，就是在操作时将“点”封闭起来，在“点”内打破常规，大胆试行一些特殊的体制和政策，在试验成功之前，其他城市不得仿效。
不久，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这是实行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全国党代会。大会彻底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次会上，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命题。中国改革开放，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地铿锵迈步。
会后，全国掀起“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创新局面”热潮，重庆市委市政府按照十二大精神，拟订了一个实施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送四川省委、省政府并转报党中央、国务院。
四川省委、省政府也在积极学习、贯彻十二大精神，当然支持重庆搞改革。之前一个月，刘西尧已作为省委代表，与先期到达重庆的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一道，同市委市政府领导进行了多次沟通，达成了一些原则意见，重庆的上报方案就是围绕这些原则意见形成的。
但真正收到重庆上报的方案后，省委还是很慎重，1983年1月6日下午至7日上午，省委专门召开常委扩大会进行研究。参加扩大会议的有省委新老常委，省政府新老正副省长，以及有关部、委、厅、局的负责同志。
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在会上回忆了一件往事。那是1966年他在山东当第一书记时，一天毛泽东将他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叫去漫谈，话题渐渐转到管理企业问题，江渭清建议省不管企业，统统由市管，毛泽东说好，然后问谭启龙的态度，谭启龙说除保留几个大企业外都可以下放，毛泽东批评道：“你思想不解放。”
谭启龙在省委扩大会上感叹：“（建国）30多年来的经验证明，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是不行的，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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