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一农，1985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而后于马萨诸塞州立大学从事天文学研究。台湾地区地区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讲座教授，曾兼人文社会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是以研究科技史闻名的台湾地区地区历史学家。曾任荷兰莱顿大学首届“胡适汉学访问讲座教授”、香港大学及香港理工大学荣誉教授、北京清华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台北艺术大学关渡讲座教授、北京中*科学院名誉研究员。研究领域遍及科学史、中西文明交流史、明末清初史、术数史、军事史、海洋探险史等。代表作有《两头蛇：明末清初的靠前代天主教徒》《二重奏 : 红学与清史的对话》等。

作为很早提出“社会天文学”概念的研究者，本书作者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天象（包括星占）对政治运作、战争兴废等重大事件影响的研究，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本书以天象、星占等为横轴，旁涉政治史、军事史、术数学等专门领域。通过12个专题研究，力图揭示“社会天文学”这个概念的内涵，及其与西方天文学史的差异所在。

汉成帝与丞相翟方进死亡之谜

    汉成帝绥和二年(前7)，史书记载出现“荧惑守心”的天象，丞相翟方进为塞此灾异而自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因天变而死的丞相。然而根据推算，绥和二年春天根本未发生“荧惑守心”的天象，再就事件前后的政治环境，以及相关的人物加以分析，我们看到天象竟然被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迫使丞相翟方进自杀，改变了当时的政治局势，此一事件具体地突显出中国古代天文影响政治的特色。

一、前言

    历来有关中国古代天文的研究，大抵多自现代天文学之观点入手，或述其技术之发展与演进，或论其水准与成就，往往将天文学史抽离人类历史活动的网络，单独而孤立地探究，较少涉及天文学与社会间交互的影响。故本文即拟自此一角度，尝试探究古代天文与历史事件间的互动关系。

    星占是古代天文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下，星空基本上是人间的投射，从星宿的命名随着官僚组织而增加或变化，以及星占解释的日趋复杂，可以看出占星术是配合国家机构的发展及政治的需要而系统化。因此，除了天象观测与历法的计算之外，古代天文透过星占影响政治，是中国天文学相当突出的特质。

    在中国古代，天文对政治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例如汉文帝二年(前178)十一月晦发生日食，皇帝因此下诏罪己，并且首次因天变而诏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开创了汉代取士新径；又如金海陵帝攻打宋朝之前，亦曾经多次问询天文占候，作为出兵的参考。即使到了清朝，当政者也不敢轻忽天变，如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前来中原，满汉大臣对皇帝是否应出边外亲迎的仪节，各持不同的看法，洪承畴等即藉当时“太白星与日争光”及“流星入紫微宫”两天象上疏，并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顺治的决定。其他如因天变而行大赦、罢三公、减常膳、避正殿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汉成帝绥和二年(前7)，史书记载出现“荧惑守心”的天象，丞相翟方进为塞此灾异而自杀，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因天变而死的丞相，不仅在弥漫着阴阳五行思潮的汉代，是一重大事件；同时，亦突显出中国古代天文与政治间的密切关系。

    本文因此拟自以下方向检讨翟方进自杀事件：首先从汉代的时代背景着手，探讨宰相与灾异的关系；其次则讨论“荧惑守心”的星占意义，以了解翟方进何以须为此天变自杀；最后再深入翟方进自杀前后的政治环境，分析相关的人物与政治局势，探究翟氏自杀事件与当时政治的关系。

二、汉代宰相与灾异之关系

    翟方进以丞相的身份因天变而自杀，故本节尝试探讨汉代宰相与灾异的关系。

    中央集权政体确立之后，皇帝拥有治内最大的并且是唯一的权力。西汉的丞相为朝中最高之官员，其职守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虽为“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但其权限模糊，全视君主喜恶、政治局势或丞相本身能力而定，并未制度化。一般而言，汉武帝以前，丞相权力较大；武帝开始，尚书地位逐渐提高，相权有被侵蚀的现象，整个权力重心由外廷渐向内廷移转；稍后相权再为大司马诸将军领尚书事侵夺，而此职几由外戚出任。西汉末，王莽遂以此掌权夺位。

    西汉，董仲舒著《春秋繁露》，盛言《春秋》中天人感应的实例，阐明灾异、阴阳与政治的关系，建立一套天的哲学，试图利用灾异来限制皇权，避免中央集权体制下皇权过度膨胀，奠定了汉代思想的特性。此后汉代的经师如眭孟、刘向、翼奉等亦多言天人、灾异，更加强了汉代天人感应的思想。观汉代皇帝诏书言及灾异时，行文间颇多惧词，而大臣亦多因灾异上疏，将政治上许多失当的措施或皇帝个人的过错，与灾异联系起来，藉此献策谋求解决之道，显示出汉代重视天人感应思想的时代特色。

    周代三公之职，本即以“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为务，至深信天人感应的汉代更是受到重视。汉宣帝时丞相丙吉问牛就是著名的实例，可见汉代的宰相除了辅佐皇帝之外，尚需肩负“理阴阳，顺四时”的特殊使命，当灾异发生时，应负起相当大的政治责任。

    汉代的皇帝虽自觉地负起调理天地阴阳的责任，但是却仅止于下诏罪己、求贤良极谏之士、厚赏赐、赈灾救伤等措施，至于最终的行政责任往往由三公来承担，尤其是丞相。因为他们认为天地灾变的发生，是丞相未克尽辅弼之责，修德不敏，以致人民怨怼上达天庭。

    后世对汉代有一个遇灾异即策免三公的印象。这种情形自西汉末以降逐渐增加，东汉三公职权虽更为低落，犹须为灾异负责。《后汉书·徐防传》云：“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龙乡侯。食邑千一百户。其年以灾异、寇贼策免，就国。凡三公以灾异策免始自防也。”其实早在西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因发生“春霜夏寒”和“日青亡光”的异象，皇帝因此下诏切责丞相于定国。定国惶死求去，遂罢就第。与徐防不同的是于定国乃自劾下台，并非皇帝明令策免的。又，西汉成帝时，薛宣为相，会邛成太后崩，丧事仓促。皇帝认为是丞相与御史的过失，便策免薛宣。诏书里有一段这样的话：

    君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无闻焉。朕既不明，变异数见，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群职旷废，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

    其中也将灾异作为薛氏失职的理由之一。灾异屡现是皇帝的“不德”和股肱的“不良”所致，表面上皇帝与大臣共同分担灾异的责任，实际上则是人臣独当灾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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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自序(001)

汉成帝与丞相翟方进死亡之谜(001)
中国星占学上最凶的天象——“荧惑守心”(019)
中国星占学上最吉的天象——“五星会聚”(041)
星占对中国古代战争的影响(059)
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星占术数的态度(075)
从尹湾汉墓简牍看中国社会的择日传统(097)
敦煌本具注历日新探(133)
选择术中的嫁娶宜忌(181)
清前期对“四余”定义及其存废的争执(203)
清前期对觜、参两宿先后次序的争执(239)
天理教起义与闰八月不祥之说析探(263)
通书——中国传统天文与社会的交融(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