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勇，男，1972年11月出生，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人。1994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财税系，获学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财政系，获硕士学位；201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15年5月～2018年4月在厦门大学工商管理流动站做博士后，2018年5月出站。现为集美大学财经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集美大学财经学院会计系主任；集美大学地方财政绩效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厦门市会计学会副会长；厦门市国际税收研究会理事等。长期从事政府会计、财政税收理论与政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在《财政研究》《税务研究》《东南学术》《福建论坛》《青海社会科学》《涉外税务》《中国财政》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出版专著《中国政府会计改革》，主编财政部规划教材《资产评估》《财务会计》等；主持省部级、市级科研项目4项，承接和参与地方政府调研、决策咨询项目50多项。

　　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进一步推进政府会计改革，逐步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2014年国务院批转了财政部制定的《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在2018~2020年研究推行政府成本会计，由此可见政府成本会计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然而，要认识政府成本会计研究的重要性还得从公共财政与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视角出发。换言之，绩效和成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公共财政和公共部门要“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就不能缺少政府成本会计这一工具。目前，国外关于政府成本会计的研究文献提供了大量可借鉴的思想和实践经验，例如，政府成本会计不能简单借鉴企业成本会计的技术、方法；政府成本信息不是越细越好，而是要对管理有用；政府成本信息的收集是有成本的，政府成本会计的实施要考虑成本信息收集成本与信息效益；等等。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企业会计思维，部分文献是从财政绩效角度进行研究。事实上，政府成本会计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构建和实施需要较为良好的、系统性的环境，具体包括公共治理、公共财政、法治和文化等方面。为此，笔者将“政府成本会计体系的构建和实施”作为博士后的研究课题，采用规范分析、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围绕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和公共财政的预算绩效目标，分析中国公共管理、公共财政、法治、文化现状与问题对政府成本会计改革的影响。
　　《中国政府成本会计体系构建与实施研究》实际上是笔者的博士后研究报告，具体内容安排如下：（1）政府成本会计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其启示。（2）国外政府成本会计的实践与经验。（3）政府和企业成本会计的差异比较。（4）公共管理与政府成本会计。（5）公共财政与政府成本会计。主要讨论目前中国公共财政的目标和职能、经济外部性治理、预算管理等方面的现状与问题对政府成本会计改革的影响。（6）法治、文化与政府成本会计。（7）政府成本会计体系设计和实施的对策建议。主要讨论中国政府成本会计的成本目标、定位、会计行为主体、政府成本核算对象、政府成本核算方法与技术、政府成本预测、政府成本预算、政府成本分析、政府成本控制、政府成本报告等内容，并提出政府成本会计实施的对策建议。笔者采用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别就“官员任期对经济发展影响”和“中国政府行政运行成本的影响因素”两个主题进行实证分析。第1个实证分析帮助人们更加深入了解公共管理对政府成本的影响；第二个实证分析有助于了解目前中国政府行政运行成本的影响因素，并就管控行政运行成本提出对策建议。政府成本会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不是一项孤立的改革，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系统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限于笔者的能力，在许多方面《中国政府成本会计体系构建与实施研究》仅仅浅尝辄止，提出许多问题但并未给予满意的答案，未来还需要更多学者从不同学科的视角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政府成本会计体系构建与实施研究》后面附上笔者关于政府会计、公共财政方面的四篇学术文章。

　　《中国政府成本会计体系构建与实施研究》：
　　5.2 有计划商品经济时代中国行政管理与政府成本会计
　　有计划商品经济时代是指改革开放到1993年这段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工作重心从原有在经济和政治之间摇摆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行政管理从原有的行政“放权一集权一放权”循环逐渐转变为经济性的放权。经济性放权同样存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问题，这就导致政府机构没有走出“精简一膨胀-精简”循环。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还处于探寻适合的发展道路之中，行政管理没有明确的改革方向。尽管如此，此时期的中国行政管理特征与计划经济时代有明显差异，例如：（1）管理目标逐渐明确对经济调控、行业管理和监督。改革开放使得个体经济、外资、集体经济发展和活跃起来，行政管理目标集中在经济调节、管理和监督。（2）对经济的管理方式从直接干预转变为间接管理。以往，企业都是政府办的，政府对经济管理采用直接干预方式。改革开放后，政府对个体经济、外资经济、集体经济不再采取直接干预方式，间接管理是适应新时期需要。但此时期行政管理尚未规范化、法制化，行政指令还是主要的管理手段，经济时常受到行政管理影响。（3）管理环境逐渐发生变化。行政管理面对的不再是简单的政治环境和行政文化.而是日渐复杂的国内经济环境、逐渐改善的法律环境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诚然，此时期经济领域的“私人产权”尚未有效形成，“公产权”也就无从提起，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理念尚未形成。总之，这一阶段中国行政管理尚不属于公共管理范畴。此时期中国改革的重点在经济领域，政府机构还在循环着“精简一膨胀一精简”的改革模式，行政管理还是“官僚制”模式，行政执行效率是这种模式追求的目标。财政资金使用重在合法、合规，绩效管理理念还未形成。在这种环境下，政府会计制度不需要太先进。改革开放到1993年间，中国政府会计制度在1983年、1988年进行了两次沿革性改革（在原有制度上修正），严格讲是改良。这时期政府会计制度仍然是现金制基础的预算会计，权责发生制基础政府财务会计并不存在，政府成本会计就更不用说。
　　5.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中国行政管理与政府成本会计
　　笔者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规定为1993-2001年。此阶段市场经济改革开始不久，市场经济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该阶段的行政管理特征主要体现在：（1）行政管理改革方向和目标逐渐明确。1993年中国明确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行政管理改革的目标也随之清晰而明确，即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体制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2）行政管理方式从行政指令的直接管理逐渐改变为经济和法律手段的间接管理。（3）管理环境逐渐规范化、法制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的原则之一是“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实现政府机构、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制化”①。（4）追求行政效率仍然是行政管理的目标。此阶段的行政管理还是“官僚制”的传统管理模式，行政效率是其追求的目标。（5）公共产品提供理念尚未产生。1998年中国政府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框架，这标志着中国公共财政改革的开始，但行政管理还未提出公共产品提供的理念。这一阶段是中国行政管理向公共管理转变的特殊时期，但行政管理环境与公共管理的要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市场经济建设不断推进，但政府“越位”现象也很普遍；中央政府开始重视法治建设，但法治水平还有待提高；公共财政改革刚开始，公共产品提供的理念尚未形成，预算绩效还不是公共财政改革的内容；1993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分权，但政府对部门单位管理仍然是“集权式”管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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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2 研究文献综述
1．3 采用的研究方法
1．4 创新与局限性
1．5 研究对象、逻辑和内容安排

第2章 政府成本会计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启示
2．1 公共管理理论及启示
2．2 公共财政理论及启示
2．3 其他经济理论基础及启示
2．4 会计理论及启示

第3章 国外政府成本会计的实践经验
3．1 国外政府成本会计实践的背景
3．2 国外新公共管理运动下政府成本会计的实践
3．3 国外政府成本会计实践经验的启示

第4章 政府与企业成本会计差异的比较
4．1 政府和企业成本会计的目标差异
4．2 政府和企业成本管理主体与成本核算对象的差异
4．3 政府和企业成本分类、概念的差异
4．4 企业成本会计方法、技术在政府领域的应用

第5章 中国公共管理与政府成本会计
5．1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行政管理改革与政府成本会计
5．2 有计划商品经济时代中国行政管理与政府成本会计
5．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中国行政管理与政府成本会计
5．4 “人世”后的中国公共管理与政府成本会计
5．5 公共管理与政府成本管理案例

第6章 中国公共财政改革与政府成本会计
6．1 公共财政目标、职能与政府成本会计
6．2 经济外部性治理的财政支出与政府成本会计
6．3 预算管理与政府成本会计
6．4 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与政府成本会计
6．5 政府会计制度改革与政府成本会计

第7章 中国法治、文化环境与政府成本会计
7．1 中国法治的变化
7．2 中国政治、社会、行政文化与政府成本会计

第8章 中国政府成本会计体系设计和实施的对策建议
8．1 中国政府成本会计体系的设计
8．2 中国政府成本会计实施的对策建议附录
中国行政运行成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28个省及10个城市的数据为样本
中国税收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的实证分析
我国产权关系变迁对政府会计影响及对策
Luder政府会计权变模型修正及应用——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

参考文献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