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L.夏伊勒（1904-1993），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出生于芝加哥，毕业于艾奥瓦的Coe学院并获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曾供职于《芝加哥论坛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巴黎版）、环球通讯社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他的主要著作还有《柏林日记》《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其中《第三帝国的兴亡》曾获1961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

　　戴大洪，1982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光学工程系。译有《古拉格：一部历史》、《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深圳十大好书评选2013年度致敬译者。

　　一九四〇年春夏相交之际，在气候宜人的六个星期时间里，仅仅由于一场战役的全面失利，一个世界强国崩溃了。它是世界第二强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的民主国家，托马斯·杰斐逊称之为“每一个人的第二故乡”。全世界惊愕而迷茫地注视着希特勒的军队击败了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之一的法国军队。这是怎么回事？对于我们其他人这又意味着什么？
　　六月十七日，纳粹德国取得胜利三天之后，威廉·L。夏伊勒以一名中立国记者的身份到达沦陷的巴黎。自从一九二五年以来，他一直在法国的国内国外工作着；他对纳粹德国进行报道已达六年之久。此时，他开始用历史学家的方法，对其作为一名见证人在这些不幸而恐怖的岁月里的所见所闻进行长期的考证和深入的阐述。一九六〇年，经过十余年的研究之后，他完成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书。该书因其对纳粹德国在这一历史转弯处所扮演之角色的最完整最权威的记述，受到学者及数以百万计的读者的赞许。接着，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大量档案材料进行了几乎又一个十年的研究之后，他写出了一部同样权威的关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物质与精神衰亡史的专著。
　　《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之研究（套装全2册）》借助对历史背景的展示，叙述了一九四〇年法国面对希特勒军队的溃败，而历史背景本身即有助于阐明溃败的原因。在夏伊勒描绘着最后一役的激动人心的章节里，充满了新鲜并令人震惊的史实；法国军队与英国和比利时军队加起来在数量上超过了德国军队；他们的武器装备也优于纳粹军队；当法兰西战役结束时，法国空军所拥有的作战飞机比战役开始时还要多。而在战争的背后，他耐心地研究了滋长着困惑、无奈和玩世不恭情绪的人民、他们无能的领导人和将领，以及已经消耗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实力与强盛的古老而不可思议的腐化堕落。他与第三共和国的领导人如保罗·雷诺和爱德华·达拉第交谈过，还与许多将军、外交官、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和普通公民进行了交谈。他查阅了由法国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搜集到的堆积如山的二战以来的证据和机密文件，查阅了战后审判法奸——特别是贝当和赖伐尔——的大量资料，查阅了一九四〇年曾被纳粹军队缴获过的法军总司令部和法国外交部的机密文件以及法国外交部当时开始公布的同类文件，同时查阅了足有数百位男士（和一些女士）的回忆录和日记，这些人在那场毁灭第三共和国的灾难中，都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本书补充并完善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的戏剧性叙述，已经与之一起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巨著。

　　序 曲
　　第一章崩溃！
　　一九四○年夏
　　一九四○年，在五、六、七月温暖宜人的日子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构成了一道令人望而生畏的景观。
　　在人们的记忆中，当时法国的天气比上次大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风和日丽。在春天和初夏的六个星期时间里，这个古老的议会制民主国家、世界上第二强大的帝国、欧洲列强之一、或许还是最文明并且拥有一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的国家，遭致军事上的惨败，使其享有悠久而光荣的历史传统的人民茫然不知所措，随即完全丧失了信心。
　　在他们还没有缓过神来之前，七月中旬，经由一个仓皇出逃的国民议会批准，一位八十四岁高龄的老态龙钟的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传奇英雄，在一小撮败军之将与失败主义政客的协助和事实上的怂恿下，抛弃了第三共和国及其民主生活方式，代之以一个企图多方面——纵然不是全面——效仿纳粹德国征服者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法西斯独裁国家。
　　这些法国人希望通过这种做法，不仅可以缓解战败这一结果所造成的痛苦，而且可以消灭自己国家大家公认存在缺陷的民主制度，尽管这一制度曾经带给他们许多荣誉和特权，同时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使他们事业有成、生活富足而且大多腰缠万贯。他们长期鄙视这一制度，并且在它极度痛苦的这一时刻嘲笑它，宣称它应该对这场可怕的失败负责。
　　某个强大的帝国土崩瓦解在二十世纪屡见不鲜，但是，此前从未见过如此突如其来的浩劫。人们必须追溯到上一世纪才能发现实际上极不明显的类似情况。一八○六年，拿破仑一世的法国迅速使普鲁士就范。一八七○年，拿破仑三世的法国被普鲁士用四十二天的时间打败。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在其盟国的协助下，不仅坚持抵抗宿敌的入侵长达四年之久，并且在一九一八年成为战胜国。一九四○年六月法国被希特勒的德国顷刻毁灭这一事实，在被征服者和征服者的心理上，同样也在或近或远注视着战局发展的大多数人的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它似乎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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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民族整个漫长的历史中，”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这位历史学家是巴黎大学的马克·布洛克教授。他是一名犹太人，一位抵抗运动的英雄。他于法国解放几周前的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六日在法国被德国盖世太保逮捕，惨遭野蛮折磨后被枪杀。哀叹，“这是一次最可怕的崩溃。” 1在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里坦看来，这是一个“伟大民族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耻辱”。2
　　在沦陷的首都巴黎，我在六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里，我觉得我们正在看到法国社会的彻底瓦解—— 一次军队、政府以及国民精神的崩溃。可怕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三周前的五月二十六日，法国内政部长乔治·芒代尔在巴黎对英国将军爱德华·L.斯皮尔斯爵士说：“没有人愿意战斗。……整个法兰西民族都崩溃了。” 4芒代尔也是一名犹太人，后来被法国的法西斯国民军在德国纳粹的默许下杀害。  3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怎么可能发生呢？是什么可怕的弱点、缺陷、昏聩和踌躇使这个天资卓越的民族陷入了如此卑微可怜的境地？我试图回忆历史上的某一刻，一个国家的失败与其说是由于自身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敌国意想不到的强大实力。这难道是最新的实例吗？多年来，我在柏林注意到，纳粹德国的军事力量持续增长，而昏睡的西方民主国家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努力与之抗衡。我还亲眼目睹了希特勒施展他那玩世不恭却有惊人成效的外交手腕，如此轻而易举地愚弄了西方国家，从而为他迅速取得一个又一个军事胜利铺平了道路。但是，尽管如此，在我置身于其中的这一刻，我发现自己对于法国的溃败依然十分困惑不解。甚至我在柏林与之交谈过的那些德国将军对此也是始料不及。虽然他们了解一些法国的弱点并且打算利用它们；而且，由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战争中的个人经历以及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历史记忆，他们对于法国军队曾经怀着某种应有的敬意。
　　六月十七日那一天，大约正午时分，我跟随快速挺进的德国军队进入巴黎。其时美国尚未被日本和希特勒拖进这场战争，我作为一名中立的美国特派记者获准随军采访。那是一个美好的六月天，万里无云，阳光普照，天气也不太炎热。在这样的日子里，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大都会的生活往往显得美妙异常。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曾在这里工作生活多年，直到被派往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最后去了柏林。不过，从来没有哪一年我不因某些工作或借口返回巴黎，于是，我得以在某种程度上直接观察发生在这个已经成为我精神上的第二故乡“法兰西是每一个人的第二故乡”，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这样写道。的国度里的那些令人忧虑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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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六月的这一天，平常人头攒动的街道上空无一人，人行道上也几乎看不见一个法国人，偶尔只有四处溜达的身穿深灰色军服的小队德国士兵，他们像旅游者一样呆呆地望着这座大城市里的那些地标性建筑。店铺都关着门，铁制的活动遮板拉起来严严实实地封闭了商店的橱窗，在居民区里，窗帘整齐划一地遮住了窗户，就像通常半数巴黎人离开城市前往海滨、乡村或者山区度假的八月份一样。
　　此时，大部分巴黎市民都逃离了。据警方估计，六月十四日德军进入巴黎的那一天，五百万居民中只有七十万人留在城中。 5两天前，当从郊区燃烧着的油库升起的一片巨大的烟云笼罩着近乎荒凉的首都时，人们可以看到，从欧特伊的一个奶牛场里跑出来的一群迷路的奶牛，正在位于巴黎市中心的阿尔玛广场漫步，几乎就在塞纳河对岸埃菲尔铁塔的阴影之下。 6
　　就在这个时候，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八百多万恐慌的难民行进在巴黎以南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乃至更远的数百英里的道路上。在德军逼近、巴黎市民集体逃亡之前，另外六百万难民——其中包括来自比利时的两百万难民——抛弃了他们在北部和东北部的家园，匆匆搭乘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向南方逃难，以免被敌军俘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过在德军占领区生活的经历，因此这一次他们决心使自己和子女不要遭遇同样的命运。在法国，由于几乎所有道路全都通向巴黎，所以，在五月的最后两周里，许多难民经过巴黎，其中相当一部分乘坐的是相对舒适的火车，火车里挤满了人。他们经过时秩序井然，一些人留了下来，他们相信，巴黎会像一九一四年那样坚守城池。然而，这些人的到来加剧了巴黎人的不安。没有来自政府和军队首脑的关于前线溃退的确切消息，四起的谣言充斥于耳，人们开始担心最坏的情况出现。
　　五月十五日，战斗打响将近一周时，当人们听说德军已经从色当以及位于这个不祥之城—— 一八七○年该城的陷落导致了法国的厄运——以北的各个渡口突破默兹河防线时，一场恐慌出现了。法军总司令部通知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敌军的装甲部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进抵巴黎，致使政府大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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