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化与民国文论》：
对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民国女作家萧红往往是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致入微的生命体验，展现出她对战争摧残生命的深刻认识。在见证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特别是给中国女人所带来的双重痛苦时，她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2] 相比男性而言，战争对女性生命的摧残更为严重。萧红的创作更是注重从女性的认知视阈来展开对战争的审视，认识战争摧残生命的罪恶。她深刻地感到战争对生命，尤其是对女性生命严重摧残的残酷性，小说《生死场》就表达了她的这种认识。在她的笔下，女性都是一群战争的受压迫者，她们的生命如丝一般脆弱，也如丝一般被抽离，生死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如同她所说的那样，战争总是使“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在她的小说中，美丽、善良、勤劳的月英，生命下场是病得“下体腐烂生蛆”，临死时甚至要喝一口水也得不到帮助。王婆，这个经受磨难而一直在为自己权利而抗争的女性，战争给她的却是无尽的痛苦，生命的尊严荡然无存。还有金枝，那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她勇敢地反抗命运的束缚，历尽艰难困苦，而战争却使她走上了一条生命毁灭之路。萧红非常关注在战争环境中人的生死状态，更多的是描写由战争而带来的生命悲伤与痛苦，让人感受到了战争的无情与残酷，同时，她还结合对人生、人性、民族生存内涵和历史精神等方面的深入探讨，认真反思战争摧残生命而带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人生问题。
另外一位民国女作家庐隐，在描写“一·二八”淞沪战争的《火焰》小说中，也细致地描绘了侵华日本士兵占据上海之后摧残生命的罪恶：
（日本士兵）把许多老的少的妇女，连在一起，叫她们绕着院子跑三圈，然后停下来。把年轻的，略有动人姿色的，全选了出来，叫她们把衣服都脱光，然后穿上绿色的、红色的运动衣，迫令她们做狮子打滚。在打滚的时候，周围站了四个日本兵，那滚得面色发红的年轻的妇女们，时常被她们领到草棚后面去，在那里发出一阵阵羞耻的愤怒的压迫的惨叫。
庐隐控诉了日本士兵强奸女性，践踏女性生命的罪恶。她描写道：在中国少女不从时，日本士兵更是用刺刀将少女的衣服刺破，“刺刀亮铮铮的在少女胸前一闪，流血的手无力的垂了下来。跟着雪白的胸前的一对乳峰，也蠕蠕然的掉在尘土上，血涌了出来，少女昏厥在地上。”而另一位不从的少女，则被日本士兵用“那长而锋利的刺刀”，“刺了进去”下体，“一声尖利的号哭，震动所有的人心。”庐隐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士兵的暴行，她认为，对生命的摧残，特别是对女性生命的摧残，所激发的不仅仅只是民族的仇恨，同时也更是表现对失去生命的悲痛，是在人类尊严的最高意义上，体现对生命美好的理想追求。
真实地揭露日本侵华战争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是民国作家战争书写的重心。萧军在《八月的乡村》中选择了这样一个战争片段，描绘出日本侵华战争摧残中国人生命的惨景：
松原在路上随时可以看到倒下去的尸体，女人们被割掉了乳头，裤子撕碎着，由下部滩流出来的血被日光蒸发，变成黑色。绿色的苍蝇盘旋着飞……女人生前因为劳动变粗了的手指，深深地，深深地探入地面上。
孩子被抛在沟下的石头上。脑汁沁流在小溪旁边，随着流水流到什么地方去。
如果说对外来侵略者发动的战争及其对生命的摧残，一般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总体的书写呈现出激发民众爱国主义热情的倾向，那么，在对内战书写方面，民国作家则更多地是揭示出战争摧残生命的罪恶性，暴露社会的丑陋和黑暗，展现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台静农、沙汀等作家的小说创作就体现了这种特点，如台静农的《新坟》、沙汀的《兽道》、《在祠堂里》等小说，就写了内战期间军人掠夺百姓财物，强奸女人的罪行。台静农的《新坟》展现这样残忍的一幕：四太太死了丈夫后，将全部的生活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可是，军阀混战却杀死了她儿子，奸杀了她女儿，从此她疯了，成为一个疯人妇，丧失了对生命权利的维护。沙汀的《兽道》也同样是揭示出生命被战争摧残的悲惨景象：魏老婆子的儿媳刚生完孩子，可大兵就闯入她家，她要求大兵不要碰儿媳，让自己与大兵“来”（指发生男女关系），可是大兵嫌她“太老”，硬是强奸了她的儿媳，儿媳不堪屈辱，上吊自杀，魏老婆子也因此而发疯。可见，战争对生命的摧残，是对生命尊严的极大漠视，暴露出社会和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最丑陋的一幕，留给人们的是惨痛的记忆，长久的心灵悲伤。
无疑，战争毁灭了无数的生命，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罪恶。从生命的意义上来说，战争没有赢家，留给国家、民族、人民的都是无尽的痛苦，无尽的悲伤。民国作家对战争摧残生命的认识是悲痛的、悲伤的，从中也深刻地揭示出了造成这种生命痛苦的根源，显示出民国作家的对战争本质特性的认识和思考，从而使战争的书写，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对战争罪恶单纯的，一般性的控诉和描绘上，而是深入到了对战争本质的思考和反省上，表现出一种宽广的生命尊严意识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1] 李次九：《真正永久和平之根本问题》，1919年2月25日《新青年》第6卷第2号。
[2] 季红真：《萧红传》，北京十月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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