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阅读书香文丛：书林五味》：
我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姑父母四人当时在日本留学，其间父亲和姑父因“反满抗日罪”被日本宪兵逮捕，严酷的刑罚并没有使他们屈服，因而被关押近4年之久。我的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吉林市的祖母身边，由她抚养长大。祖父是清末的秀才，平生之志未得施展，他虽然早逝，却留给家里人很多书籍。我识字较早、较多，在小学四五年级时，像冰心的《寄小读者》等“五四”以来新作家的作品、《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旧小说，我都曾囫囵吞枣地找来阅读，从很小的年纪就喜爱上了文学。
1948年，吉林解放，我正在读小学三年级。我的父亲因在1946－1948年间任国民党时期吉林日报社主笔等伪职而成了反革命，1950年病故。我于1951年由吉林省实验小学毕业，被保送入吉林省实验中学读书。在中、小学时代，由于共产党、青年团、少先队的教育，我开始划清了“谁养活谁”（同剥削阶级家庭）的界线，划清了“革命与反革命”（同有历史问题的父亲）的界线。新中国成立初，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并不因我的家庭出身和父亲的问题而歧视我，我的各方面表现一直很好。当时中学实行5分制，每学期结束时，品学兼优、德智体全面发展、各门功课皆评为5分的学生，授予“最优等生”奖章。在吉林省实验中学学习的12个学期中，我获得过11枚“最优等生”奖章。
读中学的6年间，我都住在学生宿舍。每天除三餐外，早操、上课、午睡、文体活动、早晚自习，都很有规律，也很严格，各门功课学习起来并不费力，几乎每年都担当学习委员或班长的职务，但还感到有用不完的精力，从初一起，我就成了校图书室里最积极的小读者。课堂上灌输的知识满足不了我的求知需求，我就利用课余时间到图书室读书看报。这是我课堂之外、活动之外的最好去处。校图书室也有闭馆的时候，我还感到不满足，就在担任班长的同时，抢着兼任了班级的图书员。这样一来，我得以隔一段时问，将从班级收上来的几十《全民阅读书香文丛：书林五味》，抱着还给校图书室，又从图书室替同学选择，借回一批书。在这“一还一借”之间，就比别的同学多读了许多课外书。课外书读多了，学习起课堂的知识就尝到了甜头。有些同学对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课听不太懂或难于理解，而这对经常读课外书的同学来说，就很容易理解，老师一点就透，不仅理解得深，还记忆得好，乃至发挥起来全不费力。每当期中、期末考试乃至初、高中毕业的升学考试，我都没有废寝忘食、苦熬硬拼，除了外语单词等少数功课外，我几乎用不着夜以继日地去死记硬背，即使像历史、地理这样的功课，因为课外书读得多，考试成绩也很好。我想这就是读书中的厚积薄发、举一反三的道理吧。
1954年秋，我初中毕业，考入本校高中部。吉林省省会这时由吉林市迁到长春市，翌年我们的中学也随之迁到了长春。高中时代，在语文组老师们和《长春日报》文艺部编辑指导下，我们这些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起吉林省实验中学青少年作家协会，由学校出资，我和李显忠等几位同学组成《向阳草》编委会，出版了两期。这是当时吉林省中学生自己创办的唯一一种铅印刊物。从刊物的邀稿、审稿、改稿、编稿，到校对、付排、印刷、发行，都是我们这些小编者自己做。几乎所有可能利用的课外活动时间，我都用在了图书室。为办刊物，就要多读书刊，读得越多，就越有一种创作的欲望。我开始将一些杂文、诗歌向省内外报刊投稿，其中有的陆续地在《长春》《文学青年》《辽宁文艺》《长春日报》上发表了。记得在高二时写的一篇短评发表在《读书月报》1956年第10期上，这可能是我正式问世的处女作。在课外阅读基础上产生的创作欲望，大大地提高了我的理解力、思考力和创造力。中学时代我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即：每当我在学习和创作中，或者在社会上遇到任何疑难和困惑的问题时，首先想到应该到图书室里去，不论怎样忙也要挤时间，自己在那儿查书、找报，以求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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