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复兴以前，庸医、江湖医、理发匠和马医在欧洲盛行一时，甚至为统治者所延聘，虽然高明的医生享有盛名，受人尊敬。但大部分开业医师文化水平不高。直到18世纪，医生仍有其特征性形象，他们时常成为艺术家的讽刺对象，莫里哀在他的《假想的病人》一剧中，有这样的嘲讽场面：8名手持注射器者，6名药剂师，2名医师，8名跳舞的外科医师及2名歌唱者，前去投考医师。学士们则按题回答，对所有病人的疗法皆相同，即灌肠、放血及泻下，病势特重的病人，必须放血再用泻下及再灌肠，新医师在宣誓只用学校教授团所规定的药品后，就颁授给他医师帽，表示授予他医师的权利。以作家的讽刺著作为依据去估价当时的医师是不足取的，但对当时医师的空话及豪言壮语的攻击是有根据的。
医学史上对行医权有真正限制，并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是医师注册制度的问世。18世纪初，法国对医生开业与医生培养做出明确限定。当时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江湖骗子、庸医充斥医界。从医学史的发展来说，几乎各个国家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也包括在某一时期，因为医学人才的市场需求，使得医学院一时泛滥，从而腐败严重。因此，在现代医学发展史上，医学资历与执照制度的确立，具有立程碑作用，使从制度层面有效地保证了对医疗水平的维护。在这方面，法国率先而行，英国起而效仿，英国通过授予伦敦药剂协会权力，对全国开业医生进行考试和颁发医疗执照。为了加强对医学实践和医学教育的管理，保护合格的开业医生，英国还组织专门委员会保存和颁发合格医师的注册名单，制定注册所必须的教育标准；规定医生必需具备的职业行为和医德标准；对不合适开业或不能继续行使注册后职权的注册医师采取必要的措施。注册制度以立法的形式，对合格医生作出正式认可，对获得注册的医生来说，这意味着权力的授予。注册制度的建立，对促进医学教育的高标准产生了积极的世界性的影响。
近代中国西医教育，从开始就与西方体制接轨，西方医学教育及医生管理制度，被直接移植。所可注意的是，由于特珠的历史背景，在中国的医学教育、医药市场，存在着各不同西方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的矛盾。中国官方的医学教育体制多从日本转口而来。北洋政府时期颁布的学制、章程，主要依据日本的学制，规定了医学生的修业年限及必修科目。北京政府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方针，当时所办的7所医学校（陆军军医、北京、浙江、江苏、江西、湖北、河北）都聘用日本人或日本留学生充当教员，所用教本也大多译自日本，明显地与英美教会医学校形成对峙局面。 但美国式的教育制度，借助于洛氏基金会而大规模扩展，其它各国医学教育模式如德、法等国，也进一步发展，至于中国自办的医学院校，其主干力量也都是各西人医学机构所出身的医生。1929年，中国关于医生资格的规定，包括对医师的资格、义务、惩戒等内容。凡具有医师资格者，由卫生部审查后，给予医师证书。其未经核准给证者，不得执行医师之业务。关于行医的种种规定，一开始引起极大的混乱与纠纷，卫生部医师暂行条例一颁布，整个医界哗然，由限制过严，引起风波。若要严格执行，意味着多数人的饭碗立即成了问题。
在近代中国，由于西式医院的纷纷建立，大量卫生人员的需求，也由于大量流行病对公共卫生构成可怕的威胁，富于内外科学知识和卫生学实践的医生阶层，不仅可获得较高的收入，也拥有更高的权力和威望。社会需要他们合作并指导公共卫生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政府官员也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征求有关公共卫生、卫生措施、房屋建筑、供水、政府医院和医学教育等方面的意见。政治医学和社会医学的出现，成为19世纪医学史上最有特性的事件之一，从此，医生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政府委以重要职权，病人则寄希望于医生的帮助。这一切都影响着医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随着医生地位的提高，社会上关于医生资格与医德的舆论也越来越多。丁福保着文“ 医师之资格 ”，认为医生“所操之业，尤人命攸关，故其敝精劳神亦最于各业，其饶于资者，则游学东西洋以期大成，资材拮据者则唯埋头苦学，以冀得世人之信用及应地方官署之考试，博取行医证书为自立之计。而其中以乏忍耐之力而中途变计者及以体弱而中止者不可胜数，”医业之艰难困苦如此，要完备各种资格，忧乎不易 。但自由行医的时代到了终结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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