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二片三四片 ： 钟叔河散文精选/本色文丛》：
这些“当路诸公”，也就是明治维新的核心领导人物，大都是到欧美留学、考察归来的青年和壮年，如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当时只有四十来岁，木户孝允、山县有朋等只有三十来岁，伊藤博文刚刚三十岁，年纪都和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锐意改革”时差不多。井上清特别指出过这一点，他说：
（日本的明治维新）对于外国文化，……是由知
识分子通过书本来学习的。直到现在为止，这仍是
日本吸收外国文化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
（井上清：《日本历史》）
黄遵宪第一个把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学西方的情况和经验教训介绍到中国。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
一八八二年从日本到美国后，黄遵宪进一步接触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制度，渐渐开始形成了关于“变法”、
“民权”的政治思想。当时民主革命之说开始盛行，黄遵宪
“初闻颇奇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知太平世必在民主”（见《新民丛报》）。当然，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他的“太平世”还只是一个模糊的远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他总是怀疑人民独立自治的能力，“仍欲奉主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也就是想要学日本那 样，奉一位“明治天皇”来实行自上而下的“变法”。
在美国，黄遵宪对资产阶级民主较之君主专制制度的优越性，以及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局限性和虚伪性这两个方面，都有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一八八四年美国选举总统，他写了一首长诗叙述这件事情。诗中首先肯定了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的一些成果：
红黄黑白种，一律平等视。人人得自由，万物成遂利。
民智益发扬，国富乃倍蓰。泱泱大国风，闻乐叹观止。即以总统选举来说，也“究竟所举贤，无愧大宝位”。但是，选举的黑幕重重，丑态百出，例如两党互相进行人身攻击：
彼党讦此党，党魁乃下流；少作无赖贼，曾闻盗人牛；
又闻挟某妓，好作狭邪游；聚赌叶子戏，巧术妙窃钩：
面目如鬼蜮，衣冠如沐猴；隐匿数不尽，汝众能知不?不由得使他慨叹：“至公反成私，大利亦生弊”，“倘能无党争，尚想太平世。”这些认识进一步加深了他的君主立宪主张。但平心而论，这种对外国事物有批判、有分析，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的态度，在当时毕竟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一位外交官，黄遵宪尽忠职守，做了不少事情。比如，刚到旧金山时，得知当地政府为了排华，以住处“不卫生”为借口，逮捕了数千名华人。他立即要求到关押处看望，见到那里十分污秽拥挤，便严词质问美方：“这里的卫生，难道比华人住处好吗?”当地政府只好将关押的华人全部释放。他痛苦地直抒自己的胸臆：“呜呼民何辜，值此国运剥”；“有国不养民，譬为丛驱雀”。就这样，他从外交工作的实践中，同样得出了自己国家确实需要变革的结论。
回国以后，黄遵宪将《日本国志》定稿付诸刊行，然后于一八九。年随薛福成赴英任参赞，“游欧洲，历南洋，又四五年”。在这段时间中，他认为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最宜中国仿效，主张中国“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设民选议院，为出政之所”；但同时也仍然主张向日本学习，因为“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他在伦敦将《日本杂事诗》订成定本，随后又到新加坡担任了几年总领事，一直到甲午中日开战后才回国。
甲午之战，变法维新的日本，打败了顽固守旧的清朝，对中国人是一次极大的震动，黄遵宪的书立即受到了人们普遍重视。袁昶对黄氏说：“你的书如果早一点让大家看到，价值可以抵得二万万两银子（指向日赔款二万万两）。”黄遵宪自己的思想，这时起了一个飞跃。他看到李鸿章等人竭力经营的北洋海陆军全军覆没，写下了《东沟行》、《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降将军歌》等许多首爱国诗篇，歌颂“躬蹈烈火沉重渊”的邓世昌等抗日英雄，痛斥了“手书降表黄龙笺”的叶志超一流败类；指出：“有器无人终委敌”，光有坚船利炮并不能免予败亡。第二年，他就参加了文廷式、康有为在京师发起的“强学会”，以实际行动投入了中国的维新运动。《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都曾经特别提到报纸鼓吹文明开化的作用。黄遵宪自己筹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请梁启超担任主笔，成为维新派的重要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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