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上海：金融改革发展》：
1978年，国内曾掀起一波“洋跃进”，当时我国石化行业的设备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之间差距较大，绝大部分仍处在国外60、70年代的水平，于是80年代初，我国两次大规模地引进成套乙烯装置四套，其中三套装置及其配套装置建于大庆、齐鲁、扬子。由于后续建设资金不够，最后一套剩下还堆放在南京扬子江石化公司场地上“晒太阳”，不但没有发挥作用，还要每年花费数百万元的维护费。这套设备如果落地地方，显然会带动经济，增加就业率，于是引得多方垂涎，全国各地一共有10个省市向中央打报告，希望把最后一套设备落户在自己的省份，于是被称为“四小姐”。
“四小姐”是否要上马，中央的理论界和经济界有很多怀疑、质疑的声音。80年代初，中央已经在考虑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问题。有人询问提炼原油后搞石油化工经济效益到底如何？究竟合算不合算？有经济学家就提出当时国产原油按照计划价格100元／吨，而国际市场上是30美元一桶，7桶即一吨，原油国际价格是210美元／吨，210美元按照当时的贸易汇率2.8：1计算，每吨原油国际价格是五六百元人民币，国内计划价格原油是100块钱／吨，那么把原油出口就能赚很多钱了，何必再加工？有人说加工原油，提炼是为了满足国内消费需要，专家就说卖了石油，赚的这些钱再从国外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也绰绰有余。比如化纤里面最畅销的化纤产品是聚酯纤维，聚酯纤维按照当初的国内市场价格是7000元／吨，但是从国外买进来的价格是1700美元一吨，汇率是2.8：1，这样算下来的话是4200元一吨，就是说聚酯纤维国内的价格是7000元，而进口只需要4200块钱，我还不如从国外买呢。用原油出口换回来聚酯纤维，绰绰有余，为什么要国内的这些石油加工企业进行加工？
还有人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效益发问，石化企业现在赚钱很多，但到底是怎么赚的？如果将来全部不用计划内原油，而是用进口原油，且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的话，这个企业还能不能活？这时候就是在问改革开放后变成市场经济，企业是否能存活了？
这些针对石化企业的质疑很尖锐，而且石化企业当时有诸多计划待上马，但中央需要先找到答案。
1982年，上海建行受总行委托，牵头组织对石化企业投资效益情况进行调查。当时辽宁、天津、北京、上海四地建行均参与此项工作，不过上海建行是牵头行。我们针对这个任务做了一次全国性的调查，调查完后我们于1983年1月18日写了《从四个石油化工企业看提高经济效益的潜力》，当时国内石油化工企业有几个重要的计划，各家企业在用进口价格测算过投入和产出后，结果是大部分企业是亏的，或者稍微有一点赚钱，如上海石化总厂的投资报酬率是4%。
为争娶“四小姐”，上海市政府也做了大量工作，专门成立了一个30万吨乙烯领导小组，1982年2月10日上海市政府召开了一个30万吨乙烯工程论证会。时任市长汪道涵主持会议，时任市委书记陈国栋讲了话，汪道涵表示搞建设不要靠长官意志，要继续调查论证，如果用进口原油这个项目究竟能不能干，效益如何？上海要争取这个项目得有本钱有根据。当时上海已经知道上层已经在考虑效益问题，所以要求上海市干部、计委在论证这些问题的时候考虑进口原油、自筹资金等问题。
调查结果是，上海当时已经有上海石化总厂，如果30万吨乙烯建设项目落户上海，可以把原来的二期投资报酬率比率从4.64%提高到63.46%，从而大大提高经济效益，并使投资税率达到16%。因此我们表示支持30万吨乙烯落户上海。于是上报“上海石化总厂规划中的三期工程（30万吨乙烯工程）的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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