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我们这个家
　　1．我们的家不是在某个地方，而是在信上，在途中……
　　我们家，是一个很特殊的家庭。
　　特殊原因之一，是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一辈子在部队，不说南征北战，也是一生漂泊无定。因为他是一名铁道兵，铁路修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于是乎，他和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女儿，总是聚少离多。父亲母亲谈恋爱的时间很长，因一直是“异地恋”。好不容易确定1950年底结婚，父亲又突然接到命令随部队去了朝鲜，一去三年。母亲一直等，等到朝鲜战争结束，才与父亲完婚。所以两人结婚时，都已经是28岁“高龄”了，生姐姐时29岁，生我时已32岁。父亲母亲是同年生人。
　　特殊原因之二，母亲是个职业女性。许多军人的妻子因为没有工作，婚后就随军到了部队，一家人总是在一起的。可母亲是省报编辑，有自己的事业，故婚后他们继续分居。父亲随部队在福建江西一带参加“鹰厦线”的修建，母亲在杭州独自抚养我们。整整十年。
　　因为这个缘故，父亲和母亲之间的通信也是非常多。可惜“文革”的时候都被销毁了，因为其中有不少他们对时政的议论，在如履薄冰的年代，他们怕给已经“声名狼藉”的自己惹来更大的麻烦，不敢保留。
　　我们这个家最稳定的时期，莫过于我的童年。父亲调到石家庄铁道兵学院教书，而母亲因为被打成“右派”，不得已离开报社，就带着我和姐姐随军到了石家庄，一家人于是团聚了整整七年。
　　这七年的生活，我在长篇小说《河之影》里，有大量描述。尽管期间经历了“文革”，但我们这个小家，还是有过很多温馨的日子，父亲对母亲和我们两个女儿，都非常疼爱，这些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滋养着我。
　　好景不长，1970年，父亲又被调动，调到了正在大巴山施工的部队工作。母亲虽然带着我们也一起来到四川，但部队所在地和家属所在地，依然相距遥远。那十几年里，父亲只能靠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回来看我们母女三人。
　　如此，我们这个家总是分离，分离。最极端的时候，一家四口分在四个地方，而且这样一分为四的情形，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是1958年到1961年。那时父亲随部队在福建修鹰厦线，母亲被打成“右派”去浙江临安山区“劳动改造”，三个月的我被托付给嵊州乡下的祖奶奶抚养，三岁的姐姐被托付给杭州姨妈抚养。一家四口天各一方，天涯零落。父亲探亲回家，一个月的假，要跑三个地方看望亲人。所以他第一次见到我时，我已经一岁半了。
　　第二次一家四口分散四处，是1978年到1984年，父亲从铁六师调到长沙铁道兵学院教书；母亲“右派”平反回到杭州，在《浙江日报》工作；姐姐因下乡去了陕西咸阳，后调到国棉二厂当工人；我因当兵在重庆，后考上大学到了成都。
　　这回的天各一方更为遥远，是四个省份。那时我回家探亲，跟父亲当年一样，有时去杭州，有时去长沙，有时去西安。
　　幸运的是，那时的我和姐姐，都已经能给父母写信了。
　　我给爸爸写，给妈妈写，给姐姐写，然后他们分别给我写。我们互相交织着写。我们的家不是在某一个地方，而是在信上，在途中。一封封的信，将一个四面八方的格局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妈妈当时曾戏言，我们家四个人，一个在华南（长沙），一个在东南（杭州），一个在西北（西安），一个在西南（成都），只需找一个东北女婿和一个华北女婿，就占领全国了。
　　自然是分久必合。先是父亲离休回到了杭州，和母亲团聚，然后是姐姐调回了杭州，和他们团聚。我虽然还在成都，但毕竟每年探亲有了固定的去处。一个具体的有房子的家，在杭州成立了。
　　我似乎接替了父亲的角色，每年回家探亲。
　　家书最早进入我记忆，是1970年代初。
　　或者说写信这件事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是1970年代初，我12岁。
　　那时父亲在川陕交界的大巴山里修建襄渝线，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住在重庆北碚的家属基地。所谓家属基地，就是租借了北碚机械厂的两栋筒子楼而已，一层楼住八户人家，公用厕所，公用水龙头，两家合用一个厨房。
　　那时的部队家属大多来自农村，没有文化，每每要给自己丈夫写信时，就来找我妈帮忙。我妈是家属里为数不多的和她们一起做临时工的“文化人”（另几个“文化人”在外面单位上班）。身为“右派”的她，早已放下了作为一个省报编辑的身份，她和阿姨们相处很好，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差异。
　　妈妈写信的时候，阿姨们总是围着看。
　　一般是某个阿姨先拿来自己丈夫的来信，让妈妈念，然后再由妈妈代回复。我们家没有书桌，妈妈是坐在小竹椅上，趴在木凳上写的。那个情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
　　比如给邓阿姨写，她说一句妈妈写一句。一般来说，是讲孩子的情况，或关心丈夫身体，鲜有感情表达。但其他阿姨会在旁边起哄：加上“亲爱的我想你”，加上“你快回来看我吧”。
　　邓阿姨就红着脸打她们。虽然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依然很羞涩。这个时候，我们家昏暗的灯光下就充满了欢乐。我很喜欢这种时候，能看到妈妈脸上洋溢着笑容。
　　阿姨们排着队，一个写完了下一个。妈妈听完阿姨的口述，也会帮她们再加两句，比如，你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什么的。然后读给她们听，阿姨们总是连连点头，表示满意。
　　铁道兵是一个危险系数很高的职业，加之那个年代条件简陋，工地上时不时传来噩耗，就单是我们住在北碚那五年，父亲所在的29团，就有两位工程师在施工时遇难。所以阿姨们天天盼着丈夫来信，尽管一个字不认识，拿到信依然是眉开眼笑。而她们的丈夫，知道自己的老婆不认字，也总是把信写得简洁明了，跟文件一样有标配：最近工作很顺利，身体很好，不用担心。孩子们怎么样？你要注意身体。几乎回回如此。但等不到信的阿姨，就会焦急万分。真的是家书抵万金。
　　我们家隔壁邓阿姨家，老大是个儿子，比我小两岁，叫小明（不是段子里那个小明哦）。他爸爸回来探亲时教训他说：你都读五年级了，认了那么多字儿了，还不能写信吗？以后你帮你妈给我写信！你给我写一封信，我就奖励你五毛钱。
　　1970年代初，五毛钱是巨款啊，要卖多少橘子皮牙膏皮才能攒到啊。我在旁边听了眼馋得不行，恨不能帮他写。因为我们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的，我爸从来不搞物质刺激，都是正规的传统教育。比如面壁思过，打手板心之类。若做了好事，也只是口头表扬。
　　但即使有写一封信五毛钱的重赏，小明仍不肯写。没办法，邓阿姨还是得找我妈写。不光是邓阿姨，王阿姨、曹阿姨都找我妈写。我妈是很愿意帮阿姨们的忙的，因为阿姨们从来不因为她是“右派”而歧视她，很尊重她这个文化人。
　　除了请我妈读信回信，阿姨们还时常会向我妈请教一些问题。比如曹阿姨问：徐大姐（我妈姓徐），我昨天听到广播里说，某某去世了，中（终）年76岁。这76岁还算中年吗？我妈就尽可能通俗地解释说，这个终年不是那个中年，虽然读音一样意思不同。王阿姨又问，叶剑英明明是个男人，为啥叫个女人名字呢？我妈就说，剑是刀剑的剑，英是英雄的英，这就是个男人的名字呢。
　　阿姨们的态度和我妈的态度，都非常诚恳。我曾以这些阿姨们为题材，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明天是八一节》。
　　2．母亲的第一封信，就将父亲彻底征服
　　整理这些书信，让我感到最遗憾的是，爸爸妈妈早期的信件没有了。就是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到“文革”前的信件。那应该是他们最珍贵的信件了，包括1950年代初父亲去朝鲜的三年，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支撑；母亲被打成“右派”去劳改时，他们商量怎么安排孩子渡过难关。
　　这些信一定是在“文革”时烧掉的。那时父母如履薄冰。我完全能想象他们的恐惧，父亲被打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母亲是“摘帽右派”，他们成天提心吊胆等着造反派来抄家，怎么可能保留那些信件呢。现在留下的一包，仅仅是母亲平反后，到父亲1984年离休，他们团聚之前写的若干信。比之前面几十年，实在是很少一点点。
　　但母亲的第一封信，却被父亲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下来。
　　因为那是他们恋爱的奠基石。
　　父亲和母亲，是经我们的二姨父介绍相识的。
　　我的二姨父，是父亲的大学同学。两人关系好，姨父就把自己的小姨妹介绍给了父亲。父亲看了母亲的照片，一个清清秀秀的江南女子。也许是生在江南清秀女子见多了，并没有生出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出于礼貌，还是给母亲写了几句话，附在了姨父给姨妈的信里。
　　姨妈收到信，就拿去给母亲看，要母亲回一封。母亲便回了一封。信极短，却将父亲一下子“打倒”，彻底征服——一手漂亮的小楷，通篇落落大方机智有趣的语句（要知道母亲只是小学毕业），直到晚年父亲仍能背出信的全文。可见其魅力。
　　采畴君：附在我姊夫函中之件悉。
　　你是我姊夫的好朋友，也就是我姊姊的好朋友，间接的（地）也就是我的朋友。你愿我是你纯挚的友朋，当然我也希望你是我纯挚的朋友。
　　据姊夫来函云，贵校功课很忙，希望你能在忙中抽闲，多多的（地）给我指教。
　　再谈。祝
　　安好。
　　淑娟手泐
　　三，廿九
　　几十年后我和姐姐读到此信时，也是感慨不已，不得不佩服自己的母亲。那时母亲21岁，字好，文笔也好，态度不卑不亢。难怪父亲一辈子做了母亲的粉丝。信上面那个收到日期的字迹（194744收到），是父亲的。
　　最后那个“手泐”的“泐”，我和姐姐都不认识，只得请教一位书法家朋友，朋友告知，那个“泐”字读乐，四声，是旧时书信用语，手书的意思。
　　母亲这封信，应该是我们这个家所有家信的鼻祖。
　　此外，父亲还保留下三封与我有关的信，我读大学时他寄给了我，我猜想他在处理老信件时，实在舍不得，就留下了几封。我小心翼翼地收藏着。可是其中一封还是被我藏得找不到了，甚是遗憾。好在另两封尚在。
　　找不到的那封，是我出生时母亲写给父亲的，1958年5月中旬。就半页纸，大意是说，女儿已出生，母女平安，还说女儿很好看，总之全是让父亲放心高兴的话。但我知道那半页纸对母亲来说有多么不易。她生我时难产，大出血，医院却因为她是“右派”置之不理。她完全是靠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活下来的。但她在给父亲的信上只字未提，只报平安。母亲真的很了不起。
　　找到的两封，是母亲写给父亲，专门讲我和姐姐趣事的。
　　小白桦一蹦一跳跟着老张走了。穿了件大衣，好像是大孩子了。家属在背后轻轻地议论：阿姨给孩子打扮得真好！好像亏待了山山，我连忙过去看她，塞给她两颗糖。挺好，嘴里又说又唱，摇摇摆摆上楼午睡去了……山山现在活泼多了，我在门外敲门，小白桦嘴上很快答应：喔，来开了！门一开，却是山山开的。山山现在已和我开始谈心了。她说，在幼儿园里，孩子们是不洗碗的。谁洗？杨阿姨洗！为什么你们不洗？我们年纪小啊，不会洗！居然能从平凡的生活中总结出一条真理！她也开始恋家，但她愿意去幼儿园，那边她很习惯了。（午后又及）
　　这封信没有日期，我只能分析，大约是写于我四岁左右，也就是1962年。我是1961年从乡下老家回到母亲身边的，一别三年，和母亲有些生分，别的孩子上幼儿园要哭，我是愿意去的。所以母亲特别讲了我的情况，想让父亲放心。
　　下面这封信更有趣，母亲语言的简洁生动可见一斑。
　　继续讲螃蟹的故事给你听。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那只小杯子横倒了。心里一愁：逃了吗？真是逃了。我诚惶诚恐地把这消息告诉两位小姐。大的把眼睛富有表情地一翻一白，摊开两只手，“啊呀！”一声表示很惋惜。实际上不很在乎。可是老小却把手放在背后大兴问罪之师：妈妈，你为什么不看牢？妈妈睡觉了，怎么看得住呢？那你为什么不先看牢再睡觉呢？你要不要睡？你要睡，妈妈也要睡呀！格末，你是大人呀，大人要先做事再睡觉！好厉害，迫得我无话可答。
　　昨天我休息，幼儿园不放假，我进城处理一些事务，傍晚请她们回家玩儿。小白桦来和我谈时事。“妈妈，丁阿姨讲，坏蛋过几天要打到我们这里来了。”“你怕吗？”“不怕。我叫爸爸去打坏蛋，爸爸是解放军。还叫范家大哥哥也去打。范家大哥哥去年参军了，穿着一件新衣服，范家妈妈陪他去的。”这小家伙真有两下。范家的大孩子是去年参军的，记得吗？那时你也在杭州。这事我从未和孩子谈过，可是她却看在眼里，记在肚里了。……范家小儿子问她报了名没有？“怎么可以不报名呢？下半年没得书读。我们都先报名的。”一回家就找那些小哥哥谈论念书的事了。
　　（7月2日）
　　大约是1962年，母亲写给父亲的信。1961年母亲结束了三年的“劳动改造”，作为“摘帽右派”回到报社，也将我从乡下接回到身边。父亲那时远在福建修铁路，母亲一边工作，一边独自抚养我和姐姐，还时常写信给父亲讲两个孩子的情况。这封信和另一封，都写得生动有趣，父亲费尽心思保留了下来。我上大学时他寄给了我。
　　从姐姐报名上学看，此信也是写于1962年夏天。信中所说“坏蛋要打过来了”，估计是那个时候台湾正在闹“反攻倒算”的事儿。人说三岁看老，也有几分道理，从信上看，三四岁的我就开始较真了，责怪妈妈没看好小乌龟。难怪成年后我总被人说“太好强”，活得累。
　　最重要的是，从这两封信看，母亲文笔真好，简简单单的叙述，就让我和姐姐的形象跃然纸上。看过的朋友无不夸赞。甚至说，比之我，母亲才应该成为作家。是的，母亲的文字充满灵性。
　　再摘录几段母亲晚年写给我的信：
　　最近别人帮我弄到两幅名画家的画，可我们客厅里已经有了未来画家田田和杭杭（两个外孙）的“壁画”，所以我不敢鱼目混珠，贸然挂上。你姐问我留着干吗？作遗产吗？记住，有两幅，其中一幅该是你的嘞！
　　你爸最近鱼运亨通，钓鱼事业大有发展。设备方面，增添了海杆，成就方面，那天他一下子钓了拾柒条（大写，省得人家篡改）！他钓鱼我养花，我们相安无事。
　　我的阳台花园今年种植结构有所变化，主攻菊花和月季。不过眼下我的大叶海棠长得旺盛极了，开了成百朵花，丁零当啷，煞是好看。这海棠是曹老师（邻居）给我的。她给了我后，自己那株就夭折了。于是我还她一株。结果我留下的那株前年冬天一夜寒流袭击冻死了。来年春天她又给我一株，就是眼下开花这株。奇怪的是她自己的一株又在去年冬天冻死了。这是我们间的海棠缘。
　　快过春节了。我和你爸又处于临战状态。昨日毛毛雨已下起来，发了大米和苹果。今天通知领菜油。等到二十日左右就会大雨倾盆，东西发得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一样。发那么多东西也喜也忧。生活好了当然高兴，但不管国家困难，一味白拿公家的东西，心里也不是滋味。可来势不可挡，我们能做什么呢？不知未来的历史学家是否会描写这一社会生活现象。我准备写一现实记录，藏在一个瓶子里，埋到很深很深的地下（里面放上除氧剂），留给他们作资料，一定是最珍贵的资料。
　　我虽然受妈妈的影响喜爱文字表达，但对文字的感觉，实在是比妈妈差太远了，客观原因是成长环境不佳，一直闹革命，被“革命语言”裹挟；主观上，我也确实没妈妈聪明。父亲晚年曾说，你和姐姐加起来也顶不上妈妈的聪明。
　　我常想，母亲如果不遇上那倒霉的政治灾难，一定会成为大记者，或者大作家，写出不少精彩的东西。
　　父亲去世后，我和姐姐在他房间里发现了一整箱旧信件，用旧报纸分类捆包着，其中我的最多，有500多封。
　　3．我的第一封信，是写给父亲的。那是1971年，我13岁
　　在这样一个有写信传统，或者说必须靠写信才能维系的家庭中长大，会写信是必须的。
　　我的第一封信，是写给父亲的，1971年，我13岁。
　　这封信能历时40多年保留到今天，连同那个印着“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信封，肯定是靠父亲这个严谨而又仔细的“档案管理员”。他不仅保存了我的第一封信，还保存了我写给他和母亲的所有的信件。
　　毋庸置疑，父亲也保存了自1979年以来他和母亲的所有信，他大女儿我姐姐写给他们的所有信，以及他和老朋友老战友之间的通信。总之在他看来值得留存的信件，全都留了下来，一一归类包好，摆放整齐。它们用发黄发脆的报纸包着，上面贴着小纸条，全部是父亲的字迹，如：山山87年4月到89年9月来信。
　　在一箱子信中，我的最多，这是因为我长期不在他们身边的缘故。从18岁当兵离家到父亲离世，我都远在部队。尤其在1995年前，电话不便，完全靠写信。我的那些信被父亲用报纸包好，捆好，注明了日期。
　　我数了一下，当兵两年多有20多封；大学时期最多，近150封。在教导队工作三年也多，近80封，调入机关后的头三年，也写了90多封。之后逐年减少。
　　一直到1997年以后，我还断断续续给父母写过信。多数是为了寄照片，或者寄剪报。因为其他事情，都打电话聊过了。父母也给我写过，也是为了寄剪报，照片，资料什么的。每年春节，我们还互相寄一张贺卡。
　　翻开父亲留下的一摞摞信件，竟然腾起了细小的灰尘，一时间我仿佛钻进了往事的大仓库，里面堆满了很久没有翻动过的过去了的日子。
　　这些信件不但按日期排列，还在每封信的信封上注明了收到的日期，父亲是个多么仔细的人。那些小字令我熟悉而又亲切。有一封信的背后还写着，这封信20天才收到。可见当时他和母亲盼望的心情。
　　父亲的字历来规矩，是长期画图纸写教案形成的，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潦草字，所以我若写潦草了，也常被他批评。“文革”期间，父亲被造反派叫去刻印传单，就是看上了他的字，说不上好，却很认真。他被迫天天去刻传单，以至于中指上磨出一个老茧。作为一个被打倒了的臭知识分子，一个“右派”的丈夫，他无法忤逆造反派。
　　我注意到有一个时期的信封，每一封都被剪了小方洞，显然是邮票被剪了。怎么回事，是父亲在集邮吗？后来我翻到一封自己的信，上面写着：“爸爸，把信封上的邮票寄还给我。”原来是我要求爸爸剪的！我已完全忘了，我自己并不集邮，显然是帮同学在集。父亲牢记在心，自此后，就把信封上的所有纪念邮票都剪下来寄给我了。
　　随便打开几封信看了看，发现我年轻时并无什么叛逆行为，凡事都告诉父亲母亲，也很顺从他们。除非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我会暂时瞒着，等过去了也会告诉他们。同时还发现，我的记忆是不可靠的，我一直以为，自己从当兵后就经济独立了，没有再依靠父母了；从信里发现，在我当兵和上大学期间，我还是时不时地会从父母那里收到资助。婚后的头几年，也接受过父母的资助。一百，两百，在那个时候是很顶用的。除了钱，父母还给我寄过无数的包裹。等我反过来给父母寄钱，已是1984年了，也只寄了150元。到1990年代，我工资高一些了，稿费多一些了，才寄得多一些。但父母总是不愿意接受，总要我说很多理由才行。
　　重新翻看这些信件，过往的岁月一一从眼前掠过，那些艰难的却是快乐的日子，那些忙碌的却是充实的日子，铺成了我的来时路。父母虽然不在身边，却一直默默陪伴着我。内心的欢愉，无法言表。
　　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这个时候，我总是想起柏桦的这句诗。
　　我很庆幸那个时候给父母写了那么多信，我相信我的那些信还是给了父母很大安慰的（反之亦然）。尤其是在今天，在父亲走了之后，我不至于感到后悔。
　　信件整理过程中我发现，我写给父母的信，还是有不少缺失。从前后信的内容看，应该还要多。尤其是我当兵以后上大学以后，信写得很勤的。我猜测，那时父母不在一地，且经常搬家，丢失难免。
　　但就是这样，也已经非常丰富了。
　　先说第一封信吧。开头总是很重要。
　　这封信写于1971年，我13岁。读初二。
　　那时候父亲作为一名铁六师的工程师，在陕西紫阳县毛坝镇，参加修建襄渝线，谓之钻山沟。我和妈妈姐姐，住在部队家属基地重庆北碚。我进入重庆北碚的朝阳中学读初二。我们家是1970年从石家庄迁徙到重庆的。这个前面已交代。因为父亲在山里修路，一年才回来探亲一次，妈妈便要我给他写这封信。
　　1970年，作为“臭知识分子”的父亲，被当时的铁道兵学院革委会，带有惩罚性地分派到了在深山里修铁路的部队。父亲一到重庆，把我们母女三人撂在招待所就去工地了。半年后他回来，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时，我们母女三人都不认识他了，又黑又瘦，胡子拉碴的。直到父亲开口说话，我们才确定是他。可见铁道兵的生活有多艰苦。父亲虽然是地主的儿子，却非常能忍耐。他一句抱怨也没有，将我们搬到家属基地后，又回部队了。母亲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在突然被扔到人生地不熟的小镇后，依然带着两个女儿，把日子过得踏踏实实，让丈夫安心。
　　这封信，就是我写给远在大山里的父亲的。虽然很简单，只有一页半纸，但背后的内容却很丰富。
　　从信的内容看，是因为邻居的杨叔叔探亲结束要返回部队了，妈妈托他带姑姑寄来的一双布鞋给爸爸，顺便要我和姐姐每人给爸爸写一封信，汇报下家里的情况。
　　我的信全文如下：
　　爸爸你好：
　　今天我们上西南医院去了。妈妈晕车，不舒服，所以叫我来写这封信。
　　医院检查结果，姐姐身体恢复建（健）康，但还要注意。我也去了，医生说我肝和脾都有点儿大，但是检查肝功能正常。不知是什么道理。
　　上次王叔叔，就是跟你同房间的那个叔叔来过，托他带了手表，被里被面，荼（茶）叶，皮鞋油，收到了吗？本来想给你带苹果，怕你生气，没带。
　　王洪昭叔叔也来看过我们了，还送给我们很多糖。
　　我去拉练从十五号出发于二十五号胜利归来了。脚也没有走拐，病也没有得，一切都很好，我的思想，身体，作风各方面都受到锻炼，收获（原文是错字）很大。
　　路过了嵊江、盐井、合川、云门、龙市、小沔、三汇、后丰台（岩）回北碚，路程大概是三百八十多里。我都坚持走了下来，一回车也没有坐。但是出去十多天我也有不够的地方，比方说，花了许多钱，妈妈给我带了两块钱，我光买吃的就用了一块多，这很不好，没有节约闹革命。还有出去才十天，我就经常想家，想妈妈，经不起艰苦生活的考验，这是由于多年跟在妈妈身边惯成的。出去后，我看到了许多农村的贫下中农生活都还很艰苦，我和他们比起来，差距很大，所以，我决心今后再不浪费了，要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将来工作了，才可以经受住各种艰苦生活的考验。
　　还有一件事，大姑姑给你和妈妈做了各（各做了）一双布鞋，这回同信一起托杨叔叔带给你。
　　现在妈妈以（已）经睡了，姐姐也准备睡了，我就暂时阁（搁）笔了。
　　上次来信你说我字体太潦草，这次我注意了些，但是还不够好，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把字写端正。好！
　　再见！
　　你的女儿，山山
　　（1971年）10月28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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